这是哪儿？很穷很乱：面包店遭突击检查、多做蛋糕被摘牌；卖尿布请警察保护、否则可能被抢；抗议示威不断；外国记者不受欢迎。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一般不欢迎外国记者来。所以，这次去加拉加斯，我小心谨慎做好安排。没有直接飞去首都国际机场，我想，如果先去外地城市巴伦西亚（车程两小时），检查可能会更少。
还真是一切顺利。出海关，没有任何官员多看我这个瘦瘦高高、脸色苍白的外国人。
但是，走出候机楼时，一位带墨镜的小伙子凑到我身边、示意我看看他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短信说，”我建议你在此停留期间把表放在包里，这里有坏人，要当心。”
我看了看小伙子很抓眼球的名牌墨镜，说，”哦，谢谢你。”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几秒钟后，我摘下手表，放入包中。
眼下在委内瑞拉，不管你去哪儿，躲不开的迹象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已经统统限入崩溃。开车穿过加拉加斯郊区进入下榻的酒店，一路上，我看到数不清的人龙，顶着下午骄阳的暴晒，排队购买日用品。
一家超市外，队太长了，需要分成几个区，”大本营”距离商店足足有好几百米。
查考（Chacao）是加拉加斯外一个富有的小城镇。镇长穆查乔（Ramon Muchacho）对我说，”人们很绝望。如果哪个商店新进了尿不湿，店家会请我安排警力保护。说不定会有黑帮来抢劫，说不定外面排队的人会动手打起来，总有问题。”
石油价格走高时，玻利瓦尔革命的创始人查韦斯可以拿钱撑起这个效率极低、腐败严重的经济体制。但是现在，油价暴跌，社会主义政府没钱了。
面对商品奇缺、通膨飙升，政府的危机管理措施变得越来越难以理喻。比如说，所有的烘烤店都要接受糕饼警察小分队的突击检查。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钱，多做、多卖蛋糕和饼干、而不是面包，商店就会被查封。
加拉加斯，数百家烘烤店已经被摘牌。对于许多委内瑞拉人来说，新出炉面包的美味，已经是记忆，或者梦想了。
持续的经济危机撕裂了社会纤维。公立医院没钱买基本药品。死亡率、特别是新生儿和产妇死亡率急剧上升。
空气中充盈着绝望的味道，加拉加斯”世界最危险首都城市”的丑名更加昭彰。
去年在委内瑞拉至少发生28000起谋杀。在山边的阿迪曼诺贫民区，我遇到五个蒙面男子，全都有枪，暴力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其中一人告诉我说，”我们绑个人，最多给他家两星期，交钱领人。过了这个坎儿，如果钱还没到，我们会让他蒸发。”
大话和面罩的后面，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刚刚走出少年期—其实很紧张、苦恼。其中一人说，”我这么干是为了帮我妈，给弟弟们买吃的、穿的。但是，我们都失去过朋友。我会告诉我的弟弟们，一定要远离枪。”
委内瑞拉革命之父查韦斯2013年去世。继承人马杜罗完全没有查韦斯那样的大众魅力。经济危机甚至在最忠诚的查韦斯粉丝群中也播下了愤怒、失望的种子。
前几天，马杜罗试图夺走反对派控制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力，结果证明，他做的有点儿太过分了。政府内明显分裂、大街上示威不断，马杜罗总统只好来了个360度大掉头，很尴尬。
委内瑞拉仍然是一个充满紧张的国家，下面这段遭遇让我深有感受。
我开车去拉莫弗迪（Ramo Verde）军事监狱会晤安东尼塔·洛佩兹，她儿子是委内瑞拉最著名的政治犯里奥波多·洛佩兹。里奥波多被判煽动政治动乱、入狱14年。
安东尼塔带我来到一个能眺望监狱的地方。她指着一栋水泥楼说，”里奥波多的牢房在三层。如果我大声喊，他能听见。”没错，接下来，妈妈和儿子开始高喊、问候。
里奥波多后来喊了一句，”告诉那个记者，我们会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几秒钟后，武装警卫冲出监狱、朝我们这个方向赶来。意识到露馅了，我们赶快后撤。我的制片人乘一辆车，我和安东尼塔乘另一辆车。
10分钟之内，我的同事就在一个军事检查点被拦截。他被带走、审问20小时、驱逐出境。我的”下场”更好一些，英国大使请吃饭，转天悄悄溜出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革命政府或许是个烂摊子，但是它仍然很坚决：家丑绝对不能让外国人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