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7年前在佛罗里达被归档的一份警方报告里，发现了那个司机的名字。报告破破烂烂、皱皱巴巴，而且错漏百出。
它说，“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过马路。”但当天，路上有两个男孩，没有自行车。
它说，“男孩被撞了，身体被撞飞到19码开外，”但他没有被撞飞；他是卡进挂在卡车上的那辆园林绿化拖车的悬挂链，被拖了那么远。
它说某个人逃离了现场，但所谓的某个人是我哥哥亚历克斯，他并未逃离。他丢下自己和乔纳森(Jonathan)捕的一桶鱼，冲到朋友身边，但那个男孩已经死了。
亚历克斯当时刚过完15岁生日。我们从未谈论过这一天。
我比他晚出生一年零三个月，但我们看上去就像双胞胎，都有着玫瑰花蕾般的嘴唇和爱尔兰人的蓝眼睛。
事故发生前，我们总是形影不离。我们有各自的房间，但小时候常常在我的床上一同入睡。等到我们长大一些，没法挤在同一张床上了，亚历克斯便开始睡在我卧室的地板上。黑暗中，我们会拿一旦中了彩票要买的各种东西开玩笑（给他买一栋用披萨建造的房子，给我买个满是猴子的小岛）。
亚历克斯会给我讲鬼故事，直到我因为太害怕而睡意全无。躺在地板上的他会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在午夜到清晨的某一刻才会放开。
事故发生后，亚历克斯再也没睡在我的卧室里。
去参加葬礼的路上，我的父母告诉他，之前发生的一切是上帝的旨意，只是一个更宏大的规划的组成部分。回家的路上，趁亚历克斯睡着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们再也不提及此事，或许会好些。
因此，当我听到亚历克斯晚上在他的房间里哭泣时，我留在原处，躲在被子里。我没有提及此事。
亚历克斯19岁那年从大学辍学了，尽管他一直是我们中更聪明的那一个，常常上光荣榜，而我没有提及此事。当他在23岁那年因为醉驾第一次被捕，在24岁那年因为鲁莽驾驶进监狱，在25岁、26岁和27岁的年纪早上吸毒夜里买醉的时候，我从未提及此事。
但我的父母为他了交保释金，我为他还了卡债，每当他需要搭便车或者付租金，我们三个中的一个便会现身。发现这样做无法改变他以后，我换了方法。
我开始朝他大喊大叫，让他快点长大，负起责任，停止喝酒，开始工作，回学校上学。然后我会软化自己的态度，告诉他我有多爱他，当他在餐厅当服务生时我有多以他为傲，而且没错，我会帮他出烹饪学校的学费，没错，他和他的新女朋友无论何时来纽约市都可以住在我那里，没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他重新快乐起来。
当所有这些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提及此事。
直到我们分别进入人生的第30和31个年头，一天晚上，共进晚餐时我随口（不甚自在地）问道，他可曾想起过乔纳森去世的那天。
“哦，你现在想谈论这个了？”他笑着回击了我一句。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沉默在他内心点燃的怒火。“你现在没必要为此费心了。”
从前，我们在还不会说话时就会彼此沟通。但此刻，我们却无话可说。
“你记得吗，”我问他，“你7岁那年剪了那个糟糕的发型，然后我央求妈妈给我也弄个一模一样前短后长的发型。”他笑了笑，没说话。“还有，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你多喜欢摇摆舞啊，所以我让你拿我练下倾和抛掷动作，虽然我知道自己最后一定会跌倒在地上。”
“我是为了你才那样做的，”他说。“喜欢摇摆舞的是你，不是我。”
我想要表达但却不知如何表达的意思是，我怀念跟他分享生活点滴的日子。
后来我们各自回家，让沉默继续发酵。
我极度渴望弥合我们之间的疏离，并且确信唯一方法是尽我所能地靠近把他的生活劈成两半的那一刻。我需要找到某个知道亚历克斯所知道的情形，看过亚历克斯所看过的场面的人。
我上网搜索家乡报纸的网络档案，翻看了很多个小时，终于在关于那场事故的一篇报道里发现了乔纳森的名字。打了十几个电话以后，我追查到了警方的那份报告。他们不能邮寄一份副本给我，但表示欢迎我去警局亲眼看一看。
因此没过多久，我就登上飞机，去佛罗里达看报告了。
警局的档案馆颇为逼仄，我坐在一把转椅里，用手指抚过我哥哥少年时潦草的字迹，还有证词下他的签名。
阅读证词时，我仿佛能听到他的声音：“车在加速，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先到了人行道那里，回过头去发现乔纳森还站在路中间。我看到他被撞了。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我不得不穿过马路去通知他妈妈。”
我用笔记下司机的名字，随后找到了登记在网上的他的电话号码。等到返回纽约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已经略过了一百个不给他打电话的理由，但我必须打：他知道亚历克斯经历了什么。电话铃响到第六声，他接起了电话。“喂，喂？”
“请别挂断，”我说。
我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跟他解释说，我想知道与他在1999年卷入的一场事故有关的消息；当时有两个男孩正在过马路，我是活下来的那一个的妹妹。
“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他说。
他告诉我，当他看到路中间有两个男孩的时候，离得已经太近了。如果他转而开上人行道，他会撞到亚历克斯；如果不那样做，他会撞到乔纳森。
“我只知道眼前有两个男孩，”他说。“我必须在那个时刻作出决定，一切都太快了。我那天选择不撞向你哥哥。那是个什么样的选择啊。”
我掐了掐自己食指和拇指之间的地方，那是我上大时学会的防止哭出来的小窍门。
我说我想问一些问题，不过如果他记不得太多细节也没关系；毕竟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对我来说并没有过去，”他说。
整整三个小时，他诉说着他的痛苦，以及得不到家人理解时的沮丧。他提到了他丢掉的工作和染上的这样那样的瘾。提到了他如何从未结婚，从未育有子女。和他交谈就仿佛是再度握住亚历克斯的手。
我告诉他我想要找到一种方法，驱散我哥哥的痛苦。
“你做不到，”他说。“不过如果你想要减轻他的痛苦，就得倾听。”
“如果他不跟我谈呢？”
“那就再问，”他说。“他会改变态度的，一旦话匣子打开，你就会知道发问很简单。倾听才是最难的，也是你必须要做的。”
我挂了电话，但并未就此罢手。我开始查访在法庭上做证的证人，事故现场的护理人员，急诊室的医生，以及在医院里和乔纳森的妈妈坐在一起的护士。我听说的信息越多，亚历克斯的故事就越是少了可怕意味。
打出第一个电话的一年后，我和哥哥见了面，说起了与我交谈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说过的话，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确认和纠正每一个细节。那是我的第一步，也是他的第一步。后来，我终于能够问出我们家的人从未问出口的问题：“你能把一切从头跟我讲一遍吗？”
他照做了。
如今，我看到33岁的亚历克斯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困在回忆里的人。我眼前的他是两个可爱的小男孩的父亲，是他有一天会迎娶的女子的忠诚伴侣。我眼前的他工作起来比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勤奋，假日和周末一起床，便会一头扎进餐厅里，因为他不再需要也不想要我以前提供的那种帮助——那时候我不知道最可贵的帮助是发问和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