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内阁府调查，超过80%的日本人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是有史以来情况最差的一次。2015年开始出现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2016年夏季中国船只相继进入日本主张领海……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选择远离中国。不过，也有一批日本人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执意投身中国，在当地生活，在工作或生意方面打拼。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选择了中国呢？
福田明则表示：“我做好了今后无论如何都在中国坚守下去的准备”（2016年8月，广东省）
“再去中国赌一把”
“照这样下去的话，我的人生就真的完蛋了”，现年53岁的福田明则8年前决定将人生赌注再次压在中国。
当时，他曾就职于日本大型家电厂商三洋电机（现松下），但因公司业绩低迷，他所在的手机业务部门被出售给了京瓷。
“哟，福田，你还是到我这边来了呀”，业务被出售后，京瓷的新上司对福田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让悔恨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一直在家电销售领域一线打拼的福田自负地认为，“引领（日本）家电行业发展的一向是三洋”。他说：“无论对手是松下还是夏普，在家电零售店我从没尝过失败的滋味”。但最后，他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屈身去一直觉得低一档次的京瓷。悔恨之余，他想到了在三洋时曾被派驻中国的5年的工作经历。
“再去中国赌一把吧”，福田仅5个月就辞去了京瓷的工作，于2008年夏季只身来到中国。
托朋友关系，福田很快在自己擅长的家电相关领域找到了工作。他直言，感觉“还是中国机会大，可以实现梦想”。他称当时自己浑身上下都切实体会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
不过好景不长，在经济减速日趋明显的2015年年底，影响也直接波及到了他所从事的家电等方面的广告业务。
在中国实现人生价值
“已经不行了。没办法，我还是回日本吧”，福田这样告诉身边的人。他解雇了自己在中国独立后成立的公司的全部员工，回到了故乡日本奈良县。52岁的他再次开始找工作。不过在日本面对的现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日本政府运营的职业介绍所“Hello Work”里挤满了因夏普重组奈良工厂而失业的大量人员。“这样不行啊。到处都是同行，根本找不到工作”，福田说。
对于在业内一度声名鹊起，独自在中国闯出一番名堂而又自尊心超强的福田来说，怎么都无法忍受落入与那些失业的人一样的境遇。据说，虽然最终找到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大阪公司，但对于52岁的自己，这家公司开出的月薪竟然是少的可怜的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约相当于日本大学应届毕业生就职时的平均月薪）。
围绕东海问题，2012年9月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日本企业也因此接连撤出中国市场。这些事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不过与之相比，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大型腕表厂商西铁城控股2015年2月关闭了广东省的工厂，同年9月松下关闭了位于北京市的锂离子电池工厂。消费相关行业也是如此，三得利控股于2015年10月，卡乐比与日清食品控股于2015年11月接连宣布退出在中国的合资业务。日资企业被迫对在华网点进行大规模调整。
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福田还是决定再度赴中国决一胜负。“如果在日本也同样辛苦的话，还是去中国机会多”，下定决心后，福田回绝了职业介绍所介绍的工作，立刻奔赴中国。
如今，他在广东省独自成立了一家工作室，从事的日本大型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合作项目已经走上正轨。他敞开心扉地说：“现在我想法更加坚定了。我做好了今后无论如何都在中国坚守下去的准备。”
“现在回想一下，无论是失败、还是自身的价值，全都在中国得到了体现。如果冠冕堂皇地说，之前在三洋时值得回味的工作、人生意义在这里也都能找到。即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也一样有机会。当机会来临时，真的会让人激动无比。这在如今的日本社会应该是很难体会到的。”福田最后语重心长的说。
中国企业的魅力：快速决断
“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在中国工作这么久”，在一家中国大型通信企业工作的近藤明（化名，48岁）已在中国迎来了第8个年头。10年前，还是日本九州一家IT企业的系统工程师的他突然病倒。他说，当时“连着2天白天夜里连轴转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是一台工作机器”。
当时，尽管日本的IT行业也正值上升期，但或许只是一家中型企业，所以会勉为其难的去接下一些订单。近藤说：“（当时）一直工作到身体垮掉，不仅是自己，周围也有同事因为撑不住而倒下。当时就感觉终于轮到我了。”
在家中修养了一年后，近藤接到了来自公司的“劝退通知”。这之后没多久，一位在中国的日本朋友找上了他，“就1年也行，能不能过来帮我一起把中国的公司搞起来？”虽然当时已近不惑之年，而且半句中文、半点门路也没有，但他还是抱着“反正也就一年时间”的念头，来到了中国。
但之后的事就连他自己也没想不到。他在中国经历了跳槽，一转眼就是8个年头。如今的他身子骨也变得硬朗了起来。他直言：“我已经完全不考虑今后回日本发展了”，他这么说是因为自己在中国已经稳稳的站住了脚跟。
近藤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我都不愿回忆起在日本拼死拼活上班的时代。中国的管理层虽然也经常有失误的时候，但总是能很快地做出判断。也正因为能很快得到结论，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员工就能少很多负担。如果迟迟没有定论，一线就会承受所有的重压，管理层也会把一切都强加在一线头上。我觉得这种问题在采取日本式经营的企业中或许更普遍。我的身体不就是这样垮掉的吗”，近藤向我们道出了心里话。
在广东省广州市还居住着另一位资历更深的日本人。户张多闻已经44岁，在中国生活了近18年。他目前就职于一家为商铺和企业办公室等提供内部装修服务的中国公司。2016年1月，一封来自日本奈良的母亲的信让他顿感踌躇。信里是这么写的：“你差不多也该好好考虑考虑（回国的事）了吧。想做的事（在中国）也都做了……”
户张多闻对于“我现在这个年纪回到日本还能做什么”而苦恼（2016年8月，广东省）
实际上，这封信是给他下的一道“回国令”。母亲似乎因为照顾父亲而筋疲力尽。而在这最近5年里，户张也在“何时回日本、回还是不回”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迟迟下不了决心。
28岁那年，户张怀揣对中国商机的期待只身前来。他回忆说：“（在中国）工作越做越有成果，也许没有一个国家比在这里更有趣了吧。至少和日本不一样。”当还沉浸在这一获得感中的时候，转眼在中国已度过了18个岁月。如今，他在中国找到了伴侣，还有了孩子。
关于照顾家里父母亲的事，在和家里商量后，还是托付给了自己在日本的兄弟。对此，他至今仍心存愧疚。不过，他也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回到日本还能做什么呢？相信要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但论及是否能在日本社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的话，我觉得在日本还是挺难的。”
“在中国感受到能讲真心话的畅快”
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日本瑞穗银行国际营业部调查员汤进指出：“日本大企业派往中国的驻在人员与独身闯荡中国，被中国当地企业录用的日本人对待中国的方式，还有本身的想法是不同的”。日企驻外人员回国后仍有自己的职位，而被中国当地企业录用的人即使回到日本也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合适的位置。
出身在日本北海道惠庭市的小南数马今年26岁。他从北海道文教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后，在当地一家经营连锁餐饮店的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但还是忍受不了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的繁重劳动，很快就辞了职。最初，招聘时店方说这份工作可以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中文能力，结果完全是在谎话。结果他一个人来到了广州，并在一家中国的人才中介公司找到了职位。
“日本仍是一个学历社会。虽然我学过中文，但没有哪家公司肯录用我为正式员工。现在的日本机会也不多。像我这样学历不高，性格懦弱的人，在日本生活下去确实会很艰辛，当时真的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小南非常坦承地说。
其实，小南在大学时代与中国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听好了，你给我记住。你这个日本人要是再接近我女儿，小心杀了你。”
在某天的半夜里，小南的手机突然响起，听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愤怒声。当时小南结识了一位到他所在大学留学的中国女孩，双方开始交往。两人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和汉语沟通交流了一年。在他亲自向女方父亲提出“希望以结婚为目的进行交往”的请求后没几天，就接到了上面的电话。
“在中国工作机会应该也比日本多，干劲也要高出好几倍”小南数马（26岁）
小南竭尽全力与女方的父亲争辩，但对于为何反对，他得到的理由只有一个，因为自己是个日本人。“所有亲戚都反对我和你交往。我也没有办法”，最后女孩抛下这句话离开了。
尽管有过这段心酸的经历，但小南还是选择了在中国工作。这要归功于他大学时代在湖南留学的经历。“钓鱼岛是中国的”，2009年他刚开始留学生活时，经常遇到不这么回答就很难收场的局面。甚至还屡屡因为是日本人而被赶下出租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中国人的认识逐渐发生了改变”，在不断交心的过程中，相互不再有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的意识。他回忆说：“消除了隔阂后，开始感受到在中国能讲真心话的畅快的感觉。”在手头并不宽裕的留学生活时期，他多次在街头饭馆里碰到有人对他说，“不要担心钱，想吃什么，尽管放开吃好了”。从这些话语中他体会到了中国式的质朴温情，据说有时他甚至是含着眼泪吃下去的。
“钓鱼岛是中国的”、“说的什么呀，尖阁绝对是日本的”、“拜托，别再讨论这个话题了”……
小南如今与另一位中国女孩订了婚，虽然双方偶尔也会起这样的争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明年2月正式结婚的决定。据说，这次小南得到了来自女方父母和亲戚们的祝福。“虽然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说真心话，什么东西都直接坦率这方面还是中国好。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心情也比在日本舒畅。工作机会应该也比日本多，干劲也要高出好几倍”，小南说。
在华日本人从数量多转向质量高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日本人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顶峰的15万399人，随后持续减少，2015年减少至13万1161人。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除美国之外，有最多日本人生活的国家。
从日本企业的海外网点数来看，中国也高居首位。日企在海外拥有7万多个网点，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3万3千个在中国。而排在第二的美国也只有不到8千个网点，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中日商贸间的紧密联系。
瑞穗银行的汤进指出，“在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之后，对中国来说，生产出来就卖得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正步入考虑如何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出去的时代。也正因如此，现在中国对日本商务人士的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深地扎根于中国当地，能适应当地环境的人才也在逐步增加。”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仍想在中国堵上一把的人、在日本失去位置但不甘失败的人、不得不留在中国的人——他们留下了一幅日本商务人士在中国不断拼搏进取的众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