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普兰，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者
中国在附近海域坚持主张；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挑起战争。这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两个大陆大国在展示新力量。真相则正相反：中俄展示肌肉，并非因为强大，而是因为虚弱。中俄与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不同，德国依仗国内力量，支持境外军事侵略。今天，中俄修正主义大国所经历的则完全相反，国内的不安全感正在催生其好斗特性。从柏林墙倒塌至今，这是美国第一次遇到的场景——在几个大国之间竞争，具有历史转折点。
中俄经济环境正在逐渐恶化。2014年能源价格崩溃后，俄罗斯就已陷入严重衰退。中国经济进入动荡转型期，GDP两位数增长已不复存在，股票市场崩盘，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金融动荡的开始。如果中俄经济持续动荡恶化，其国内政治稳定不再理所当然。在社交媒体和持续测试民意的新时代，即使是像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这样的集权领导人，也仍有必要获得公众支持。毫无疑问，两国国土长期被虚拟的敌人包围，平坦的地势又向入侵者开放，领导人们有深深的不安全感，而边远地区持续酝酿的反叛活动，比以前更加难以管控。
全世界都已看到，在中小型国家，由于族群、政治、世俗等冲突，可能导致国家混乱。如果中俄因为经济恶化而陷入混乱，这就不仅仅是糟糕而已的事情。国内形势恶化很有可能对外输出麻烦，以期用民族主义，号召人民一致对外，转移国内注意力，转嫁国人的不满。中俄这种好斗性格将使西方国家难以应对。国内力量驱动对外侵略，常伴随精心策划而又有序推进的战略。由国内危机引发的大胆的、主动的、刺激性的对外行为，则难以预测与反制。
鉴于北京和莫斯科日渐增长的敌意，美国决策者审慎应对的第一要务应该是，避免不必要地刺激这种极端敏感而又国力下降的国家。就是说，当中俄重画国际边界和海上疆界时，美国决策者不能坐视不管，但也不能言辞刺激。解决办法应该是，华盛顿要划清红线，安静沟通，并准备必要的军事反击。
处在危险中的莫斯科
俄罗斯经济问题比中国严重，莫斯科的侵略性也比北京赤裸裸。叶利钦混乱统治终结后，普京强化了中央权威。由于能源价格飙升，普京利用丰富油气资源，在前苏联和华约国家扩大势力范围。普京的目标非常明确：恢复古老帝国的荣光。
不过，实践证明，通过共产主义政党直接统治的代价高昂。普京倾向于用帝国主义的模糊治理模式：在原有地盘上派驻军队；建立埃及法老式能源管道网络；用种种方式支持周边国家的政客；经营情报网络；通过第三方收购控制当地媒体等。2008年，普京对格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西方没有做出反应，这大大鼓励了普京。最近一段时间，普京公开在几个战线发力：派兵占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代理人战争；派兵参与叙利亚内战，特地挽救总统巴沙尔政权。从宏观角度看，普京在叙利亚的做法恢复了莫斯科在黎凡特时代的地位，并通过叙利亚难民流入欧洲，进而获取跟欧盟博弈的杠杆。
俄罗斯军事冒险与经济急剧恶化相呼应，这并非偶然。2014年油价崩溃，中东欧国家持续放弃对俄天然气的依赖；全球经济放缓又进一步降低对俄油气资源需求；西方又对莫斯科实施破坏性制裁。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俄经济危机全面爆发。2014年以来，卢布兑美元汇价腰斩。2014年，俄罗斯GDP增长几乎为零。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衰退超过4%。
俄罗斯经济问题还在持续恶化。领导人拿出不什么容易的法子去稳定经济。几十年来，俄罗斯依赖自然资源生产和仅仅满足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制造业。除了军品，国外很少有人去购买俄罗斯民品，尽管有些炫耀性奢侈品，但服务业仍非常落后。普京及其同党从来没打算建立真正的自由市场，因此，今天俄罗斯的贪污腐败、寡头经济与前苏联时代一样荒诞。
20世纪80年代，当经济遭遇危机重击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应对方式是，开放政治体系，唯一结果就是苏联的混乱无序与帝国解体。普京从中很好地学到了教训，并反其道而行之：经济遭遇危机重击时，封闭政治体制，并通过对近邻国家展示实力，从而转移民众注意力。普京是情报特工出身，而非政工干部出身。他对俄罗斯的世界地位历来不满，但在内政问题上有自知之明。随着经济恶化，唯有外交政策的创新、算计甚至欺骗，才能调和国内形势。随着时间推移，预计普京会寻找新方法，去挖北约和欧盟的墙脚，即使他声称帮助西方国家打击伊斯兰国时也如此。在国外能够挑起的混乱越多，其在国内独裁统治的稳定性就越有价值。俄罗斯人或许愿意生活在自由社会，但担心如此转型带来的风险。
无论怎样努力，普京都不可能随着经济崩溃而保住政权。对国家绝望会导致统治精英阶层内斗，这些人早已习惯分享慷慨而来的既得利益。如果没有强有力组织机制，又没有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那就不能排除再发生一场政变的可能性，就像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一样。在国家治理上，俄罗斯仍是苏联模式。这个国家经历过独裁统治下台后的混乱局面，1917年革命前后就如此。此种混乱足以导致俄罗斯再次解体。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穆斯林高度聚集的北高加索地区，它们既远离中央，又得承受中央带来的血腥政治，如果克里姆林宫内部动荡，这些地方很有可能跟莫斯科松绑。其结果就是南斯拉夫翻版：暴力与分离主义一旦开始，就会此起彼伏。如果莫斯科放松控制，全球伊斯兰圣战者运动就会填补俄罗斯留下的真空。
这看上去很糟糕，但还还有更糟的。1991年，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预测，俄罗斯和东欧未来领导人将会用原始而粗鄙的民族主义，去填补因共产主义崩溃而留下的真空。普京近几年的民族主义做法正是如此。在阿布哈兹、顿巴斯、纳卡、南奥赛梯、德涅斯特河沿岸等地，他都在秘密支持当地分离主义，并在由军阀控制的地方制造冲突。未来几年，普京或许会挑起更多所谓“冻结冲突”，地点可能就在北约在波罗的海的成员国。这些地方人口与俄罗斯相当，但莫斯科始终认为它们是俄罗斯丢失的省份。同时，普京还可能通过支持叙利亚而玩弄欧洲，迫使欧洲承认普京对克里米亚吞并、对乌克兰东部控制的事实。
是时候作出坚定回应了，但欧洲越来越不可能做到。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当下危机与欧洲危机并行，欧洲也面临核心区与周边区分裂。欧洲中央银行等在应对危机，但全球增长放缓，而欧洲又不可能进行根本性改革。这意味着，欧洲政治与经济危机将会持续。那些担惊受怕的欧洲国家已在重新强化边界保护，移民和恐怖主义危机将加速欧盟分裂，北约也将不可避免地分裂。欧洲一盘散沙，未来面对俄罗斯时，会比今天更加犹豫不决，更加缺乏组织。北约被削弱后，前华约成员国将会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
处在危险边缘的北京
经济放缓也将导致中国内部的虚弱表面化。自9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一直在打造高科技军事力量，包括先进潜艇、战斗机、弹道导弹、网络部队等。19世纪初，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试图排除欧洲国家。就像美国当年一样，中国正在试图在东海和南海排除美国海军。包括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在内的中国邻国对此都很担心。日本认为中国海军扩张是现存威胁，于是借着和平主义幌子升级军事力量，其他国家也在搞军事现代化。冷战以来，美国主导的这一水域相对平静，但现在已变得非常不平静，稳定单极的海上环境已让位于更加不稳定而多级的海上环境。
与俄相比，中国是经过几十年经济加速后才放缓的，因此，中国不断增长的侵略性反映的则是其已上升到顶峰的实力。中国GDP年均增速从本世纪初开始的两位数，下降到2015年第三季度6.9%，真实数字更低。地产与股市泡沫已破灭，过度杠杆化的经济导致失衡的问题一大堆，影子银行问题突出。
在全国范围内，族群关系持续紧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汉人主导的多民族监狱，包括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等，他们在各种层面上抵制中央的管控。维吾尔族民兵则是中国分离主义威胁的最直接代表。他们有些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训，并与全球恐怖主义运动联系，中国的危险正在增加。近几年，广西发生多起与维族分离主义有牵连的爆炸案，那里是维族人偷渡到越南的过境点。这说明恐怖分子已不限于中国西部地区。北京试图通过发展经济来安抚分离运动，以瓦解民族分离主义，比如计划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过，如果经济放缓，这种大项目就很难落地，分离主义就会借机制造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与普京相比，习有多年党内工作经验。他必须设法避免中国经济问题继续恶化，以打破人们对经济的悲观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知道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混乱，习通过反腐败运动回应，而反腐的基本功能还是大规模政治诉求，以强化个人对国家安全的管控。当然，要把国内焦虑转换成对外侵略，习拥有更大决策自主权，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集体决策。过去三十年，中国领导层集体决策，相对可预测，但现在的国内政治环境远不如以前那么友善。
中国比俄罗斯更有雄心，但并没引起西方的关切，这是因为中国行事方式不像俄罗斯那么赤裸裸，比较含蓄内敛。普京直接把带着面具和冲锋枪的流氓团队派到乌克兰东部，而习式做法则是小规模、逐步渗透，由于行动并不过火，导致美国既不爽，又很难回应。比如，中国派海警和商船，而不是海军，去骚扰菲律宾军舰；把石油钻井平台送到有争议水域；并在有争议岛屿开展造岛工程。中国这些走边缘的政策已在海上落实，没有给民众生活带来艰难，也没有造成军事伤亡。
中国的其他动作倒不那么内敛。除了在海上扩张外，中国把公路、铁路和油气管线修到中亚，并承诺对中巴经济走廊投资数百亿美金，中国力量将从中国西部经过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中国一直在印度洋周边，从缅甸到坦桑尼亚，参与多个港口项目。随着中国自身经济麻烦越来越大，这种含蓄侵略或会褪色，取而代之以鲁莽而又更加刺激性的行动。习会发现，很难抗拒那种利用亚洲海上争端挑弄民族主义的急切诉求，民族主义是应对社会分裂威胁的粘合剂。
中国如此对外输出实力，将增加中亚国家的潜在危机。诸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些独裁国家的政权稳定持续多年，也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更容易管控其少数族群，但时机正在流逝。自冷战结束以来，中亚某些国家的政权仍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治模式。这些政权的领导人正在老去，政权合法性遭受质疑。这些国家穆斯林人口越来越多。它们的经济随着中俄经济引擎放缓而放缓。换句话说，中亚爆发“阿拉伯之春”时机已经成熟。
在经济放缓和地缘政治威胁双重压力下，在威权统治体系、致力于管理边境前沿地区和抵抗西方压力等方面，中俄都相互兼容，两国或许会结成战术联盟。基于此，中俄两国于2015年11月最终解决长期边境争端。俄罗斯放弃远东地区一小片中国声索的土地。不过，移交时两国民众都在抗议。俄罗斯民众反对克里姆林宫出让领土，而中国人抱怨收复回来的太少。这再一次说明，公共舆论能够掣肘威权统治，也说明中俄能够结成有用的战术联盟。
即将到来的大动乱
中心控制——谁能谁不能？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统治一直就是问题之所在。当电子通讯能够挑起以身份识别为基础的不满时，在族群、宗教和个人意识都已经完全强化的时代，这种中央集权统治问题会更加严重。未来欧亚地图将变得更加复杂，不足为奇。
华盛顿决策者最好开始筹谋即将到来的中亚大混乱：克里姆林宫政变、俄罗斯一部分解体、伊斯兰恐怖主义在中国西部盛行、北京政权派系斗争、中亚地区政治动荡。所有这些，尽管现在还不可能，但可能性一直在增加。中亚无论发生什么样政治大混乱，美国肯定会被迫应对一个接一个的新问题。如果俄罗斯领导层分裂，谁将掌控俄罗斯核武器库？当中国政权镇压内部叛乱时，美国将如何回应中国内部人权问题？
未雨绸缪，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准备一场类似对伊拉克的解放战争。如果中俄自己演变成自由政府，两国国民自然就会带来巨变。不过，未雨绸缪确实意味着最大限度防止失序的可能。为避免出现梦魇般的安全危机，华盛顿需要划清红线。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应就这些红线进行私下沟通,而不要哗众取宠。美国国会那帮煽风点火的人似乎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美国通过语言刺激那些担心在国内丢失面子的政权，最后恐将一无所获。
对于俄罗斯，美国应阻止其发动“冻结冲突”。要转移国内经济艰难的注意力，再加上邻国腐败，而且民主政府容易挖墙脚，普京就会觉得在邻国挑事儿会更有诱惑力。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可能就排在普京的潜在目标国名单前列。两国对于俄都具有战略价值。摩尔多瓦能为俄罗斯提供前往巴尔干的大通道，而且，摩国内已接近政治大混乱的临界点；立陶宛可为俄罗斯提供通往飞地加里林格勒的大陆桥。对普京来说，“冻结冲突”既可以不宣战，还能降低西方对其有意义的回应。因此，西方回应必须是此种模式：如果普京在立陶宛或摩尔多瓦采取幕后行动，西方应强化对俄制裁，并在中东欧扩大军演节奏。
最起码，北约必须大幅度强化东欧国家间的情报共享，并准备快速部署更多的飞机、地面部队和特种部队。在北约前线国家（过去的华约成员国），以盟国轮换驻防为基础，美国派驻数百名军人、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实际上，这种小规模军事存在不可能遏制俄罗斯入侵，至少需要派驻几个营，乃至一个旅的兵力。规模再更大一些，美国得建造军事伴网——遏制俄罗斯越境发动有限攻击而又不至于挑起危机。在人口高度集中的波罗的海地区，美国反击俄罗斯日渐增强的“反介入”能力，而在人口空旷的南中国海，美国不必如此操心。
华盛顿也有必要为中国划清红线。在南中国海，不能允许中国领土声索项目逐渐变成所谓防空识别区建设。中国已在东海划定防控识别区，以保留驱赶外国飞机的权利。中国这些动作已成故意模糊战略的一部分：海上军事僵局越不清不楚、越复杂，对美国海上主导权的威胁就越大。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宣布划定防空识别区，华盛顿就必须做出回应，要增加美军在附近区域的活动，扩大对该地区盟国的军事援助。美国已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在中国声称12海里主权范围内航行，但半心半意。如果美军行动不明确、不常态化，中国就不会感觉到遏制。
是时候展示力量了
“温言在口，大棒在手”（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这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格言，但绝不是陈词滥调，如今更有实用价值。不管侵略是源于力量强大，还是力量虚弱，大棒都能遏制侵略。不过，对源于力量虚弱的侵略来说，“温言在口”更适用。对于那些已经被逼墙脚的领导人，鲁莽言辞只会增加不必要的刺激。对于美国来说，与其公开谴责莫斯科在巴尔干和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远不如增加自己的军事存在更加重要。
大棒意味着，在经过灾难性国防削减后，美国需要迅速恢复国防预算。美军2010年近57万人，到2017年缩减到45万人。冷战期间，美国在欧洲部署20万人地面部队，如今只剩3.3万人。要展示美国力量，地面部队比军舰和飞机更靠谱，军人能够公开宣示美国为了承诺而“洒热血”的坚强意愿。现代战争已越来越不常规，美国也不必再像冷战那样在欧洲部署那么多军队，但比现有规模更大的军事部署仍有必要。至于美国海军，波罗的海太小，不适合部署航母战斗群，应部署更多潜艇。
华盛顿应该限制自己在跨国议题（如气候变化）上的言辞，为盟国提供保证。美国总统绝不要指望以色列、波兰和台湾会信任他。它们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困境，需要美国总统予以重视。全球挑战真实存在，传染病、海平面升高等，但美国之所以能奢侈地把对全球担当，并聚焦在以色列等，那得感谢美国独有地理位置的保护。比较而言，美国很多盟国都是中俄的近邻，日子过得哆哆嗦嗦，必须与身边传统的威胁作斗争。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可悲，亚洲国家需要在自己水域看到更多的美国军舰。至于中东欧，他们需要美国有肌肉、不含糊的防务承诺。鉴于全球化和通讯革命已使得地理上更加互联互通，如果美国总统对一个区域的侵略没及时做出回应，那他就面临在另一个区域丧失信誉的风险。
遏制并不只是克制，还包括介入那些被精心算计过的侵略，并为盟国持续提供保证。纵观冷战，通过理解对手与冲突，而不只是理解和平，才使得美国总统们既避免了核大战，又占据了战略先机，形成战略常态。今天，中俄都在沿着持久冲突的道路上加速前进，未来的美国总统必须认识到其中相同的真理。随着相对平静的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远去，未来的美国总统们必须恰当地把力量与谨慎相结合，还必须为即将解体的欧亚大混乱准备导航。
注：作者罗伯特·卡普兰，美国知名地缘政治学者。原文发表在美国2016年3~4月号《外交》（ForeignAffairs）双月刊，克危克险独家编译发表，传播请尊重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