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要整顿共青团

    北京——中国共产党本周宣布,对曾经强大的共青团中央进行重大改革,这实际上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给自己的前任和前对手不断缩减的影响力写下了墓志铭,许多通过共青团晋升上来的官员已在习近平时代被边缘化。

    中国共青团曾是好几代中国领导人的摇篮,这些人通过在共青团内担任职位晋升到党的高层。在习近平之前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其他领导人包括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以及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

    但是,官方新闻媒体周二公布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表明,共青团作为中国政治精英精修学校的昔日辉煌,可能已一去不复返。改革方案将缩减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层,加强党对共青团的控制,并让其重返基层,为争取中国的年轻人而努力。

    “团中央精减机关行政编制,实现‘机关瘦身,基层扩围’,”一位未具名的团中央领导人周三在中共主要报纸《人民日报》上解读这次改革时说。“面对社会环境和青年群体发生重大变化,共青团建设和工作中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地方。”

    由于许多党政官员在简历中突出他们的共青团经历,这让一些分析人士使用“团派”一词来指通过团组织晋升上来的干部群体,这些干部对团中央和各自保持忠诚,共同有着一个略微民粹主义的政治议程。

    但是,共青团中央报纸《中国青年报》的前编辑李大同说,从共青团升上来的官员们从来都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抱团,而且,早在习近平2012年年底上台前,那种让共青团成为政治人才孵化器的环境已经不如以前。李大同在接受采访时说,最近发生的变化清楚地表明,该群体的影响力不大。

    “在胡锦涛时代,你也许可以勉强地说,存在着一种可被称为团派的派别,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李大同说。“那早就不存在了。”

    “最近对青年团的批评显示,其影响力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说。“共青团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僵尸。”

    在新西兰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政治学教授薄智跃说,已经宣布的改革表明,团中央干部中的许多人不太可能晋升到国家新的最高领导班子中来,这个领导班子将在明年年底公布,由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挑选。

    “他们正在进行这一重大改革的事实表明,他们在试图瓦解共青团作为未来领导人供给源的合法性,”薄智跃在电话中说。“这是对所谓团派的权力基础的隐性打击。”

    在这次改革宣布之前,共青团就已受到腐败的牵连,还有人批评共青团脱离群众,未起到其本该在年轻人中启发理想主义的作用。

    共青团的开端,可以追溯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初,它为学生、青年工人,以及其他可能参加共产主义革命的人起桥梁作用。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共青团拥有8750万名团员,其中许多是希望最终加入共产党的大学生。普通团员的最高年龄大约是28岁,但团中央官员的年龄可以更大。

    上世纪80年代,共青团作为未来领导人孵化器的作用尤其明显。这部分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是前团中央领导。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共当时面临着一个人才缺口。19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革的激进支持者被清除,中共元老邓小平等人重新掌权。但他们知道,年龄不饶人,所以制定了培育潜在接班人的计划。因此,共青团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培训基地,薄智跃说。

    共青团名声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出现在胡锦涛时代,胡锦涛曾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被邓小平钦定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党内人士说,胡锦涛则希望李克强能接替他本人出任国家主席和党总书记,李克强也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但习近平却反而赢得了那些职位,李克强只担任了更低一点的 总理职位。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已掌握了比他的几位前任都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在共青团中度过自己大部分职业生涯的官员们的影响力却在减小。李克强不 如他的前任们那么有权。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也只不过是个点缀而已,在因反腐败调查而倒台的原下属阴影下生活。

    最引人注目的,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他于去年7月因腐败指控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2012年3月,他的儿子开着法拉利蜘蛛撞车丧命之前,令计划都似乎有着晋升到最高层的希望。两名年轻女子也在那场车祸中受了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亡。上个月,令计划被判犯有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以及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同时被判处无期徒刑。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退休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就连自己的前亲信倒台时,也没有给出任何迹象,表明他有操控政治的意愿或影响力。

    在宣布共青团改革方案的好几个月前,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就发布了一份相当长的、指出包括共青团领导人高高在上等问题的措辞异常严厉的意见。针对这些意见,今年4月团中央领导誓言要“积极消除‘贵族化’倾向”。

    虽然共青团也许仍将帮助挑选和培养党的未来领导人,但入选者则需要证明,自己比曾经从共青团升上去的官员们有更多的实践经验,薄智跃说。

    他说,“对共青团的批评之一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晋升,团领导们花太多的时间坐办公室,而不是去获得任何实际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