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购物中心杀害了9人的伊朗裔德籍凶手作案时，警方驱散人群。这名凶手据说对大规模屠杀十分着迷，特别是2011年挪威那起导致77人丧生的袭击。
在这个弥漫着暴戾之气的夏天，一次又一次骇人听闻的屠杀表明，广为报道、尽人皆知的滥杀无辜已经成为一种传染病，一小撮有着强烈个人不满与偏狭政治理念的人受到先例煽动，便去钻研其中的做案手法及潜在目标，并将之挪来用以抒发自己致命的愤怒与绝望。
在慕尼黑的一座购物中心杀害了9个人的伊朗裔德籍凶手，据说对大规模屠杀十分着迷，特别是2011年挪威那起导致77人丧生的袭击。在尼斯法国国庆节活动中造成84人丧生的突尼斯籍凶手，也在作案前研究过之前的袭击事件，包括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同志俱乐部枪击案。据传犯下奥兰多案的枪手也曾研究过加州圣贝纳迪枪击案。
有些袭击案是出于意识形态，有些则不然，另一些案件的犯案动机难以 认定。不过专家表示，一些受到广泛报道的案件，比如在巴黎的夜总会与餐厅发生的袭击案，还有布鲁塞尔机场、伊斯坦布尔机场以及孟买公共场所的爆炸案，可能 会刺激那些已考虑行凶、心绪不宁的人采取行动，正如许多校园枪击案、暴力攻击案都是紧接在新闻报道类似事件之后发生的一样。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流行病学与精神科教授玛德琳‧古尔德(Madelyn Gould)表示：“我们这一行的人读到最近这些大屠杀报道的时候，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恐怖袭击案做巨细靡遗的报道，可能会让心理脆弱、有类似念头的人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该如何付诸实施。”
古尔德博士与其他专家表示，要说恐怖袭击案会成为随机屠杀事件的榜 样，史实证据还不足。虽然这些人会犯案主要是出于激进的意识形态，但没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在少数有凶手存活的案件中，就连 凶手自己都不太明白，是什么将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化为大规模屠杀。
“他们在访谈中表现，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伪恐怖分子’，”加拿大威 胁评估及创伤反应中心(Center for Threat Assessment and Trauma Response)主任J‧ 凯文‧卡梅伦(J. Kevin Cameron)表示。他研究校园枪击案与其他大规模屠杀案已有近20年时间。“他们是心事重、捉摸不定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在与自杀或谋杀的念头苦 苦挣扎，在两者间徘徊不定。今天他比较想自杀，过了一周又想去杀人。”
不过从之前关于暴力的研究来看，要说凶案的恶劣影响是促使人犯案的 因素也不无道理。研究人员长久以来一直知道，在高度曝光的自杀案发生的数周或数月后，不少已经有自杀念头的人会将想法付诸实行。这种影响是否会起作用，取 决于报道有多引人注目、是否详述了自杀手法，以及自杀者个人是否得到详尽的描写。古尔德博士表示，恐怖袭击与大规模屠杀向来是被巨细靡遗地报道。
自杀的人绝大部分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看不出有想要杀其他人的迹 象。不过专家怀疑，虽然目前的案件量少到不足以做统计验证，不过杀人后自杀者仍可能受到高曝光案件的感染效应影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修‧诺克 (Matthew Nock)表示，只有1%到2%的谋杀-自杀案是对近亲好友以外的人随机下手。
“这类案件似乎更偏向谋杀，自杀只是犯案过程的一部分，包括利用警察来自杀，”诺克博士表示。“不过你可以看得出来，有许多因素在共同作用，增强凶案的传染性，像是随手可得的高容量武器，还有媒体对大规模屠杀与恐怖袭击的持续报道。”
德国对滥杀狂（无明确动机，但犯案时会尽其所能杀更多的人）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案件发生的时序并非无迹可寻。大部分在1993与2000年间发生的这类攻击事件，都是在某个相似案件的几周后发生的。2015年一份关于美国校园枪击案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攻击事件常在另一些类似事件之后约两周内发生。
许多校园杀手都研究过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中学的屠杀案，包括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Sandy Hook)的一所小学屠杀师生的那个年轻人，而这桩案子又为另一名凶手带来灵感，他在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大学犯下枪击案。
今年，加拿大在一起大规模枪击案之后的数周内，“有超过两周的时 间，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三四次类似案件的威胁，”卡梅伦博士说。“如果你是有自杀倾向但从没认真想过要杀人的人，那么这些大型攻击案，不论是恐袭、校园枪击 或尼斯那样的事件，都会给你带来灵感，比如如何选取作案地点与攻击目标──还有如何开那第一枪。”
有些专家也表示，恐怖袭击案除了教其他人如何上手，也可能给满腔怒火、情绪不稳又受暴力行径吸引的人提供政治掩护── 给他们出于报复或怨恨的举动加诸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布赖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是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他在一封电邮中与我们讨论近来在奥兰多、尼斯、德国发生的袭击案凶手，在提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又称ISIS）的时候表示：“ISIS的意识形态可能会与他们的愤怒产生共鸣，又向他们保证这么做能获得掌声与认可。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了表达 个人不满的媒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