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城市中的工程资金流逐渐干涸，已经有一批建筑师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偏远的内陆农村。他们在那里建造社区项目，并探寻着如何使这些项目适用于更广大的区域。
中国临安——太阳公社位于林木葱茏的小山之间，山上竹林青翠，脚下绿草轻柔。它是一个兴旺的生态农场，距离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约60英里。公社的中心是一个猪圈。
这个大约30头黑猪的家不是普通的圈舍。开放式竹结构的建筑有着金字塔形状的茅草屋顶，还有一个游泳池。前不久的一个下午，这些猪在柔和爵士乐让人放松的乐声中打着盹。它们的定制住所被称为中国最美猪圈。
太阳公社距离华东城市杭州有100公里，是群山之间蓬勃发展的一个生态农场。
杭州附近的文村项目。建筑师不仅新建了二十多座住房，还改造了文村的部分老房和公共空间。
这个猪圈是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师陈浩如设计的。近些年，由于大城市建设项目的资金逐渐枯竭，很多建筑师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又一片新天地：偏远农村。陈浩如就是其中一位。
“十年前，没有这么多机会在农村做项目，”陈浩如带着访客参观太阳公社时说，“人们的注意力都在城市。对农村没有兴趣。”
很多因素共同为这些项目创造了沃土。政府放松了对农村土地转让的限制。城市居民厌倦了持续不断的食品安全恐慌和环境危机，对农村生活方式和有机农业越来越感兴趣。中产阶级的增长也拉动了国内旅游业的繁荣。
甚至连习近平主席也支持这一重心的转变。他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呼吁建设美丽乡村，称“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比如没有品位的外部粉饰。
这些项目的本质各不相同。有的侧重旅游，有的侧重农业或社区发展。除了陈浩如的猪圈，其他一些著名的例子包括：李晓东在北京附近设计的一个乡村图书馆；何崴在河南省设计的一个村民活动中心兼博物馆；以及前不久在杭州附近落成的一个农村再生项目——这个项目的设计师是2012年获得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相当于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的王澍。
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复兴农村，提升它对年轻人、农民、游客和受过教育的就业者的吸引力。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农村变得又有吸引力，”王澍说。他也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
“农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失去了信心，”他还说。“他们觉得农村落后，城里好。”
“这些项目不光是要盖漂亮的房子，”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担任教授的建筑师何崴说。“还要具有功能性，能激发经济活动。”
大规模城镇化一直在让中国乡村空心化。即便如此，农村地区的建筑机会也在不断扩展。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让大批村庄被推倒，给高层建筑让路。
天津大学的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村庄数量从370万个锐减至260万，平均每天约有300座村子消失。
在太阳公社所在的浙江省，有成千上万的村庄不复存在。根据王澍进行的研究，省内仅剩下了大约3万个村子。他说，其中大多数也面临着在今后10年消失的危险。
“每个人，包括当地政府，都对怎么样重振中国乡村的话题感兴趣，”他说。
建筑师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起到特殊作用的机会。比如，他们的设计可以提升乡村开发项目的名气，刺激旅游业或农业的发展。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商人陈卫找到了建筑师朋友陈浩如来打造一个猪圈，放到自己开发的有机农场上。此事发生在2013年，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由于上游农户的丢弃行为，不远处的黄浦江上飘浮了1.6万头死猪。
“在中国，城里人从来都不跟农村人互动，所以不存在什么社会信任，”身为太阳公社社长的陈卫说。“这间猪舍有很大的吸引力，构成了我们品牌的一部分。它吸引城里人来到我们农场，可以实实在在地了解到给他们提供粮食的人。”
其他一些建筑师承接乡村项目的时候则抱着树立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目标。王澍与夫人陆文宇便是如此。
在2012年，夫妇二人开始进行文村项目。这里距离太阳公社大概有一小时车程。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及村民的反复沟通和协商，王澍和陆文宇承担起规模庞大的再生项目，不仅新建了二十多座住房，还改造了文村的部分老房和公共空间。
这些新房子于今年完工，将文村地区传统房屋的部分元素——比如其内庭，以及祭拜祖先的房间——与现代化设施融合起来，像是修了车道，专辟一片看电视的地方。王澍的标志性设计贯穿其中：狭长的玻璃窗，粗糙的混凝土外墙，以及拼接的砖石构造。
几周前的时候，还只有少数房屋住了人。不过，从其中一栋房子探出头来的村民说：“现在住得还不错。变干净了，墙也白一些。”
虽然文村项目还处于开始应用的阶段，王澍已经在尝试想出办法，将这种基于设计的开发方式复制到更大的尺度上。
“有了文村，我们就创造了一种可以复制的研究和工作方法，但扩展性还是一个挑战，”他说。“谈到执行，每个村子都有不同的传统和地方建筑。不存在统一的模板。”
然而，在乡村进行建造活动的最大挑战或许是未来的不可预测。农村土地使用权尤其麻烦：农村的土地为集体所有，理论上来说，城市居民拥有农村土地是不合法的。就算外来者和村民达成了购买或租赁土地的协议，也基本不会享有法律保障。
艺术家欧宁在安徽省的碧山就遭遇了这个问题。他和家人近期被迫离开了那里的房子。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称，尽管村民认为欧宁帮助复兴了当地社区，还吸引了游客，但有些人怀疑，碧山项目的社会涵义——以艺术和乡村重建为重点，但也涉及到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等观念——或许让当地的共产党官员有些紧张。
《泰晤士报》称，今年2月，欧宁与家人一起庆祝了在其碧山翻修的房屋里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但此后刚过了一周时间，当地政府就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将房子断水断电。在电话中，欧宁不愿多说，理由是这件事情很敏感。
“在农村，政府想终止一个项目的话，要比城市里容易很多，”中央美术学院的何崴说。“一夜之间，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夷为平地。你还没有任何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