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他试图肃清共产党，肃清中国社会的妥协和“资本主义”倾向。那场 运动带来了大范围的暴力，其中一些由“红卫兵”牵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他们建立了武装组织。在重庆发生了一些格外激烈的战斗，那里有如今中国仅 存的成规模的红卫兵墓地，最近还在接受着当地居民的凭吊。
作家徐军(Xujun Eberlein)在重庆长大，现居波士顿，她是关于文革的英文短篇小说集《即将到来的道歉》(Apologies Forthcoming)的作者。在采访中，正在撰写回忆录的徐军回忆了那段时间对她和家人的影响。
问：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文革的到来对你的家人产生了什么影响？
徐军
答：我的母亲出生于长江边上的忠县，家里是贫穷的农民。我的父亲是重庆人，是一个孤儿。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统治重庆期间，他们成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的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父亲是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我快要读完小学四年级。我目 睹了母亲被她的学生们戴上尖帽子游行，我的父亲也被他的同事“批斗”。一开始，他们和自己大多数的好朋友一样，不明白文革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被动乱的时代裹挟向前。
我的姐姐当时上中学，在“八一五”派系斗争中，她成了一名红卫兵。1968年7月，她在纪念毛泽东1966年畅游长江的活动中溺水身亡。文革快结束时，母亲对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而我的父亲很晚才出现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因为他年轻时非常贫穷，他的一切都是地下党给他的，曾经更加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但是，父亲到晚年也感到幻灭。我这一代人，生活在文革的末尾，当时中国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一片荒漠。
问：那么你的父母如何对待失女之痛？你的家人现在还悼念你的姐姐吗？
答：我觉得几句平淡的话无法形容当时的悲痛。我正在写一部回忆录，其中一部分就是文革。我想说的一点是，我的回忆录不会成为受害者文学。我们当时都是参与者，不论你承认与否。
问：你有没有参观过重庆沙坪坝的红卫兵墓园？
答：去过很多次。1968年姐姐去世后，她的同学说，他们会把她的遗体放入红卫兵墓园，但是他们 后来没有这样做。我在读姐姐的日记时发现，她和她的同学把红卫兵领袖艾淑全埋在沙坪坝公园墓地，所以2002年我去找艾淑全的坟。没想到竟然能找到。那是 清明节过后的几天，到处都是凋谢的花束，但是艾淑全的坟上没有花。姐姐在日记中写道，艾淑全来自天津，所以或许他在重庆没有亲人。我发现他的墓上长满了杂 草，当时很想哭。
问：重庆为在文革期间去世的人修的公墓好像曾经还有几座。那些公墓后来怎么样了？
答：我还记得朝天门码头那里有一个墓园，就在港务局办公楼前面的花园里。我记得坟堆上插着花圈，上面是白色的纸花。后来有一天，可能是一两年后，坟堆被夷平，那里重新又成了花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当时所有的公墓都是为“八一五派”的成员修的，因为八一五派是当权的一派。和八一五派对立的“反到底派”的成员死后没有墓园。
问：重庆在文革期间的暴力冲突为何这么严重？
答：那里有很多生产武器的工厂，这肯定是重庆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或许是地方特征。在古代，重庆属于巴国。古书上说巴人“好勇”，“尚武”。
但外部历史专家往往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畅销小说《红岩》是以重庆为背景的。我相信在大陆，这部小说无人不知。以40年代重庆为背景的《红岩》颂扬了地下党员在据说是由美国和国民党合办的“集中营”里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里，“革命英雄主义”一直是毛泽东治下中国的官方教育的重要部分。但在60年代，《红岩》的影响力比任何教科书都大。如果那些年轻男女拼死斗争是因为渴望成为小说里那样的英雄，我一点都不吃惊。
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1959至1962年间的大饥荒遗留下来的影响。那时候，重庆还属于四川。四川饿死的人是 最多的，据估计占全省总人口的七分之一。文革期间的很多愤怒都源自那段令人痛苦的历史。随着红卫兵找出了未公开的党内文件，并把它们写在大字报和传单上， 大饥荒的原因突然变得清楚了。
因为没有学上，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大街上看这些东西。有一次，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传单，红色标题“特大喜讯！”几 个字加粗了。传单上说医疗专家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毛主席会活到130到140岁。几分钟后，这张传单被愤怒的评论覆盖了：“特大废话！恶意攻击！毛主 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但也有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他们发现，我们便无从得知。我还记得父母得知应为那场饥荒负责的是政府——具体说，在四川就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时，他们多么震惊。我们是在文革期间知道这个真相的，但之后出生和长大的人依然不知道这件事。
问：对文革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答：我曾经在美国的一个作家网站上做过一个小调查，问人们对中国红卫兵的看法。所有答案基本上是 “很像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另一个极端是，我看到刚到美国来留学的中国年轻人，有高中生也有本科生，他们完全拒绝相信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疯狂的事情。他们常见的理由 是，“如果是真的，我父母就告诉我了。”
问：即便已经过去50年了，文革这个话题为什么还这么敏感？
答：对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因为那段记忆会让受害者感到非常痛苦，让施害者 觉得羞愧。让人们对文革的感情更加复杂的是，很多人轮流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父母不会向孩子讲述那个时期的经历。这个原因，连同教科 书对这段历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无知。这也正是危险的所在：因为后代并未吸取教训，将来这种灾难可能会重演。
两年前，这种集体沉默被短暂地打破过。当时，相当多当过红卫兵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在狂热的青少年时期的所 作所为道歉。看上去，就像是我2008年通过“即将到来的道歉”这个书名所作的预测终于成真了一样。但很快，这个愿望就破灭了。道歉的声音很快便消失了， 就像一缕青烟，外界再也没听到这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