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各地持续大范围拉闸限电，对民生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这很奇特，疫情之前生产力旺盛也没有听到电慌，这次全国性电荒又是什么原因呢，专家说并非缺电限供，而是人为拉闸限电，是中南海下达的政治命令所引发的。
程晓农：限电运动源于中南海
今年9月中旬以来，中国江苏、广东、云南、浙江等二十多个省份相继限制用电。尽管官方将“保供电”提升至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但缺电情况仍在持续。
官方的解释是，缺电是因为煤炭涨价使发电厂出现亏损，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发电量不足所致。为推升发电量，中共发改委10月12日发布电价改革通知，允许电价按市场情况上涨，工业电价最高可上涨20%。其中，高耗能企业电价上涨不受限。
不过，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10月8日撰文指出，这次全国性的限制用电运动，出自中南海的命令，实际是人为拉闸，而不是缺电限供。
9月11日，中共国家发改委下发《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的文件，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文件规定：中央政府设置了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解下达能耗双控5年目标，要求各地政府确保完成目标。
程晓农表示，这个文件说明中共根据以往各地政府辖区内用电的数据，设定了每个省市的年度能源消耗上限，责令不许突破。这是中央政府下达给各级地方政府的命令，属于强制性行政任务。地方政府必须按照这个设定的用电上限，来控制本辖区里企业的用电，直到中南海设定的全国性目标实现为止。随后不同地区就开始了“运动式”的停产限电。
程晓农指出，这个文件并非保密文件，官媒也报道过，但是谁也不敢把限电、断电的责任推给中南海。
他表示，由此可见，这次全国范围的拉闸限电，不是电力供应部门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强力，把拉闸限电作为政治任务下达，搞全国“一刀切”的结果。
他在文章中称，中央政府把用电限额分解到各省，每个省算完帐以后，就制定出了各自的限制用电时间长度，各地都不一样。
据台湾《财经新报》梳理：陕西省规定，限制供电到年底；宁夏区规定，高耗能企业停电30天；河南省规定，部分加工业停电21天以上；重庆市宣布，限制用电的截至日期未定；广东省规定，每周停4天；山东省规定，每天停电9小时；江苏省规定，今年最后3个月里工作日半数停电；浙江省规定，每个季度停电20-30天。
程晓农表示，从这些乱七八糟的规定中可以看出，中共下发了那个文件以后，中南海算是完成了限制用电的目标，至于各个省怎么规定，中央政府并不打算具体干预。
他表示，总而言之，哪里用电最多，限制用电的压力也最大。具体到每个地级市，情况就五花八门了。如耗电特别多的大企业，就断掉这几家企业的电；没有可以拉闸的用电大户，如沈阳市就切掉了居民家庭和商铺的电源，甚至连马路上的红绿灯一起都断电。而中共的媒体还千方百计要掩盖真相，告诉民众说，不是政府拉闸，而是供电企业遇到困难。
王维洛：政策矛盾 官员躺平
针对中国电荒问题，德国CORS工程事务所工程师王维洛也认为，这不是中国电力不足和煤炭缺乏导致的，实际是中共的政策互相矛盾，令下面的这些官员很不满意，因此集体躺平抵制。
王维洛说，“中国的电是足够的，中国的一个官员说的，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发电机，我发一倍的电我都能发出来的，只不过是不去发。中国也不缺煤，中国的煤炭资源在世界上排名大概是第三。”
他表示，实施是中共的政策互相矛盾，令这些官员很不满意，“你上面说怎么干？你上面发互相矛盾的（指令）。我就照着你互相矛盾的去干。你刚说往东走，我跟着往东走，你说往西走我也跟着往西走。指令打架了，不是我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躺平。”
王维洛说，其实中共政府只要拿出一点钱来就可以弥补电厂的损失，可现在它拿不出钱来，所以让老百姓来承担。“现在暂时还没有把加价的钱扩大到生活用电上。现在还只是停留在工业用电上，但是工业用电就导致了工业品的成本上升，那最后还是要你老百姓来买单。”
“怠政懒政”成中共政权另类危机
近年来，官员“怠政”、“懒政”成为让当局无计可施的政权另类危机。程晓农博士曾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自习近平当局反腐以来，中共官员出现消极怠工的反弹情绪。
尤其在当局陷入贸易战困境之际，中共党内有三种人让习近平难以入眠：一是看笑话的，二是不作为的，三是盲干的。而习对官员的离心离德也心中有数。
程晓农认为，中共官场目前这种状态，中共这架破机器已经指挥不灵，地方官员的不做为，只会让经济继续大滑坡，从而引发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