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恒大集团的经营不安问题正在动摇全球市场。在中国的信用膨胀的背后，存在雷曼危机后找不到出路的全球过剩资金。在1980年代以后，日本、墨西哥、东南亚和美国，泡沫在全球转来转去。日本泡沫破裂的影响局限于国内，但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留下了伤痕。中国需要吸取危机的教训，实现软着陆。
以过去400年的金融危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等人将日本的1980年代列为“世界十大金融泡沫”之一。引发恒大问题的房地产市场过热与日本的路径相似。因为背后都是巨额顺差引发全球经济失衡，最终要求扩大内需。
中国的市场过热起点是2008年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措施。在处于雷曼危机之下的世界的强烈愿望下，中国启动了巨额的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刺激了民间资金，相当于广义新增贷款的“社会融资总量”从2008年的约7万亿元迅速增加至2009年的约14万亿元，翻了一番。2008年的民间债务余额（非金融部门）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112％，但到2020年增至2倍的222％，出现典型的信用膨胀。
中国恒大集团经营不安的开端是防止房地产市场过热的举措
日本的经济泡沫起点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欧要求拥有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的日本大幅扩大内需。由于日本银行（央行）的连续降息和政府的财政刺激，日本的非金融领域的民间债务余额（非金融部门）从1985年的165％增加至1993年的218％。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大幅推高了房价和股价，这一点与目前的中国如出一辙。
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在2007年达到GDP的9.9％，“过剩储蓄”回流到世界，成为美欧住宅泡沫的原因。经常项目顺差2020年降至1.9％。在雷曼危机后，过剩资金流向中国国内，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等的过热。
中国风险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本国资金膨胀的日本泡沫在破裂后并未导致严重的世界危机。当局的应对措施也成为决定性因素。1997年，对于“自主停业”的山一证券，日本银行决定在未完成资产评估的情况下给予特别贷款。这是因为山一证券在欧洲拥有银行子公司，其经营破产可能在国际上引发连锁反应。日本银行遭受了1111亿日元的损失，但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日本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在宣布自主停业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一证券社长野泽正平（右）和会长五月女正治说：“感觉对不起员工”。
中国属于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系统，这一点也和日本相似。日本受到刺破泡沫的舆论影响，重创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遭遇了经济整体的长期停滞。如果中国政府在处理上不出错，有望通过公共资金等分阶段处理不良债权。届时，央行将面对伴随公共资金援助出现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美国也在2008年一度对大型证券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伸出援手，但由于华尔街的批评声加强，放弃了对雷曼兄弟的公共援助，结果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利用了海外资金。恒大发行了195亿美元的美元债券，据称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Inc，也称黑岩) 等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投资。如果债务违约成为中国整体的风险，危机的震级将更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显示，中国的非金融部门背负了5450亿美元的美元债务，相比雷曼危机前增加了15倍。
如果影响波及美元债市场，对世界的影响将难以避免。美国的雷曼危机发展为全球危机，是因为从海外接纳了大量的投资和贷款。2008年的美国金融和资本收支增加7700亿美元，借助巨额海外资金弥补了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资金短缺。1990年代，墨西哥和亚洲各国也因海外资本流入相继面临泡沫和金融危机。中国同样被定位为新兴市场国家，但规模完全不同。可以说中国的信用风险分别具备日本型、美国型和新兴市场国家型的特点。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等人在著作《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之中指出，1980年以后“在金融危机的频率、规模和严重度等方面，都将是金融史上最为动荡的时代”。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恩(Mervyn King)表示，“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中国、前苏联各国和印度等迅速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大量的过剩储蓄流向了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包括现金存款和一部分债券在内的世界广义流动性到2020年膨胀至GDP的133％。1989年为94％，但目前属于货币量超过实体经济的“货币经济”。即使中国促使信用风险实现软着陆，资金也将追逐下一个泡沫，在全世界到处流动。国际失衡和过剩资金的控制这一长年课题再次被摆在主要国家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