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Donald Trump）的出现，是病入膏肓的美国自我拯救的一次拨乱反正，是百年来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文化战争”的一个高潮。川普连任失利，但左派不可能消灭支持川普的七千四百多万选民（美国历史上寻求连任的总统获得的最高票数）的信仰和观念秩序。
在黑暗的最深处，容易见到光
川普虽然离开了白宫，但“川普主义”方兴未艾，未来还将以某种方式卷土重来。
作为“川普主义”诞生之地和基督教文明最后一道防线的美国，当然不乏讨论和研究“川普主义”的著述。有趣的是，在美国之外，最深刻的“川普主义”论述却在华语圈，尤其是处于习近平版本的共产极权暴政之下的中国本土。
《美国秩序：保守主义华人眼中的川普主义》一书，收录了多位中国知识人对川普现象和川普主义的观察、分析及展望，在美国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对此一议题如此透彻和全面的论述。
即便在英语文化圈内部，在早已习惯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室，及全面世俗化和去基督教化的“五眼联盟”的其他四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它们与美国的观念秩序较为接近），也很难找到类似论述，更不用说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与英美路径分道扬镳的欧陆了。
有趣的是，在资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香港、台湾、新加坡，此类论述和此类保守主义知识人偏偏处于缺席状态。
本书中，刘军宁、丛日云、高全喜、王建勋等中国体制内外的学者对川普主义的论述，比起美国第一流保守主义学者的论述来毫不逊色。与之相比，站在其对立面、与他们一样具有政治哲学和法学背景的“反川”公知，如贺卫方、张雪忠、张千帆等人的论述，则明显相形见绌。
“拥川”与“反川”，形成当下中国广义的“自由主义”（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与之对立的是“新左派”，跟西方语境下的等同于左派的“自由主义”的含义完全不同）阵营内部最大的一次分裂。这种分裂是好事，在“共识”早已成为自欺欺人的谎言的今天，这种分裂带来的是与美国保守主义价值息息相通的“中国保守主义”知识群体浮出水面——原有的“自由主义”的定义已不足以涵盖他们的主要立场。
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一股对川普主义具有“同情的理解”和“热忱的认同”的思潮？其实很容易理解：在黑暗的最深处，反倒容易见到光，如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所说，“更亮的光啊，我们替较小的光赞颂您。”
中国人“苦秦久矣”，深知左派的危害——无论是中共的左，还是西方左派的左。这一现象，如同十多年前东欧知识分子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反恐战争当然有其内在的病灶，但当时东欧知识分子不愿加入西方左派的反美大合唱。
而西欧反美主义高涨，反战者和反美者甚至将矛头，指向不愿批评美国或认同美国的另一群欧洲人——尤其是为美国辩护的东欧知识分子如哈维尔（Václav Havel）、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德国《日报》的社论家宣称他们从此便是“叛徒”——就只差没有宣布取消他们的“欧洲籍”了。在作出此类论断之前，以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傲慢自大的西欧知识分子不愿倾听东边“穷亲戚”的心声。
对此，德国评论家扬・罗斯（Jan Ross）感叹说：“这个洲的东边是有话要对西边说的，谁要是拒绝听，倒霉的就是他自己。那些在伊拉克战争争议中跟美国站在一边的国家，绝不能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像捷克的哈维尔就绝不会是那样的人。记忆犹新的独裁经验更加激发了对抗专制的决心。说到现状，‘核心欧洲’的人民爱之甚深，今天他们也正是为此而不惜与美国翻脸，但在东欧，现在却还是摆脱不掉半个世纪以来的压迫记忆。一九八九年所留下的遗产是自由的，也是追求某些新东西的希望。一个拒绝这份遗产的欧洲将会变成化石，终将空留遗恨。”（注1）
为什么要跟美国站在一起？波兰共产时代的异见知识分子领袖米奇尼克，诚恳地解释说：反对海珊（Saddam Hussein）的战争是正义的，这种正义与波兰反对希特勒，或是芬兰反对斯大林的战争性质是一样的。“让人道规则在国际关系中消失是对专政的一种包容，也是对在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和古巴的专政体制所犯罪孽的沉默态度。”
东欧知识分子从九一一事件中汲取的教训是：“就像马泰奥蒂（Giacomo Matteotti）谋杀案揭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本性，如果莫斯科大清洗向世界展示了究竟什么是斯大林体制，好比水晶之夜向世人揭露了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当我看著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厦倒下时，我明白了世界又重新面临专政的挑战。暴力、狂热和谎言向民主价值提出了挑战。”（注2）显然，这也是如今不少中国知识人和民众支持川普及川普主义的重要原因。
摒弃身份政治，回到价值原点
“反川”阵营加诸于川普身上的一大罪名是：制造分裂、分裂美国。左派还将川普妖魔化为希特勒式的种族主义者。这种说法是颠倒了因果——制造分裂、分裂美国的种族主义者，不是川普，而是左派，尤其是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拜登（Joe Biden）。奥巴马治国无能，玩弄“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杀手锏却是一把好手。
是奥巴马，而不是川普，将宪法之下“我们都有同一个梦想”的美国，变成四分五裂的美国：以族裔而论，不仅黑白截然二分，就连亚裔也要搞“细分法案”——“亚裔细分”不是要民主党照顾作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和“模范少数族裔”的亚裔，而是要在亚裔学生入学上作出进一步限制，是为对亚裔的“逆向种族歧视”。
以性别而论，不单单是男女二分、女性解放，更是凸显宪法中并不存在的同性恋者和变性人的权利，进而炮制出数十种“自我认定”的性别来。
以经济地位而论，则是富人和穷人的阶级对立。以来到美国的时间先后而论，则是新移民与老移民的对立（只有印第安人才是原住民）。
于是，美国变得跟内战中的叙利亚一样支离破碎——叙利亚是一个在二战之后根据现代“民族发明学”制造出来的国家，但在内战之前，至少绝大多数民众认同自己是“叙利亚人”；在内战之后，“叙利亚人”的身份认同灰飞烟灭，人们根据种族和宗教信仰而认为自己是什叶派、逊尼派、阿拉维人、德鲁兹派、基督徒或世俗主义者，并且彼此敌对和仇视。这就是左派竭力造就的美国的未来吗？
操弄身份政治，左派隐藏的目标只有一个——去掉美国宪法和宪法背后的圣经。
左派的生命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仇恨。他们知道，如柯克（Russell Kirk）所说，美国秩序的根基是圣经，所以圣经是他们最仇恨的目标。一切关于身份的讨论，最后都将回到价值原点。“文化战争”或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最深处就是不可调和的价值和信仰之争。
所以，当大部分越南裔、古巴裔和相当一部分华裔社群支持川普时，《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就像当初西欧知识分子辱骂东欧知识分子一样，辱骂这些少数族裔是“叛徒”。就连保守的南方非裔美国人社群投票给川普，也会招致白左菁英的冷嘲热讽。这个时候，左派媒体再也不假装他们尊重少数族裔的选择了，再也不怕暴露出“种族歧视”的真面目了。
移民问题的实质，就是价值和信仰问题。如果新移民是基督徒，是美国价值的热爱者和维护者，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者，那么这种新移民不论来自哪里，美国都可来者不拒，他们的到来会帮助夯实美国秩序的根基。
但若新移民是美国价值的反对者或颠覆者，是基督教文明的对立面，是“打土豪、分田地”的、企图不劳而获、白吃白喝者，那么这种移民，美国当然应当拒之于门外，他们的到来会进一步破坏美国秩序的根基。川普并不是一概地反移民，他反对的是那种对反美人士打开方便之门的东郭先生式的移民政策。
《美国秩序》一书的诸位作者，无论本人是否为基督徒，大都对此关键点了然于胸。刘军宁写道：“美国的立国根基，是与神的圣约，是上帝颁布的摩西律法。这是美国的精神支柱、道德基础与制度支柱。在此基础上才有现在的法律与秩序。如果把这个神圣的根基毁掉，两百多年以来的法律与秩序将坍塌。”
丛日云写道：“美国这种‘瓦斯普’（WASP）文明，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的文明，是美国文化的根基，也是现代美国文明的母体。”
高全喜写道：“既然基督教信仰是美国建国以来的人民信仰的主流传统，对于这个传统也要高度尊重，这是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至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也是从这个大传统中滋生出来的，自由主义如若反对基督教信仰，也就斩断了自己的生命之源，美国宪法的权利条款还是有一个高级法的大背景的，也就是说，美国宪法从来就隐含著基督教的渊源，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王建勋写道：“捍卫美国精神（美国文明），捍卫西方文明，就应该捍卫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而核心是捍卫基督教传统。没有了这种传统，美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国，西方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内核将彻底发生变化。发生质变之后的西方是不是还有有限政府、私有产权、资本主义，是不是还是自由民主政体，恐怕都是未知数。”
川普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都是让美国回到宪法、回到价值的原点、回到起初的信仰。川普何错之有？
相信常识，就会认同川普
这是一个坚持常识却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时代，T.S.艾略特早在一战的废墟中就看到了今天的窘境：“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使我们更接近无知，我们的一切无知都使我们更接近死亡。可是接近死亡并不更接近上帝。……两千年天宇的轮转，使我们离上帝更远，离尘土更近。”川普所受到的种种攻击、辱骂和妖魔化，都是因为他对常识的坚持。
丛日云认为，川普所反对的若干“反常识”的理念，都是“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领域里的表现”，它们包括：极端的平等主义或者平均主义、放纵的个人主义、民粹式的民主、（准）无政府主义、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世俗主义、无限制的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浪漫的世界主义或者全球主义、乌托邦式的和平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式的生态主义等。
高全喜指出，川普不是一个个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总统，他是川普主义的化身，在他身上凝聚著人民的意愿，人民选择和造就了川普主义。川普主义的主体是一群相信和尊重常识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是年收入在五万美金左右的劳工、技术人员和工商业者等群体。他们认同美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赞同现有的宪政体制和法治秩序，尊重法律权威，维护地方自治，信奉基督教教义，恪守传统道德观念，绝大部分生活工作于中西部（铁锈带）和南部。他们是正常人，绝不是被左派污名化的“乌合之众的民粹主义者”。
与相信常识的普通民众相比，左派的本质就是反常识。美国学者雷蒙德・雷恩（Raymond V. Raehn）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毁灭性批判，包括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威、家庭、父权制、阶级制、道德、传统、性节制、忠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遗传、民族中心主义、传统和保守主义。
这些批评反映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如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的《逃离自由》和《基督的教条》，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和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独裁人格》等。
批判理论还包含若干“子理论”，如母权理论、雌雄同体理论、人格理论、权威理论、家庭理论、性理论、种族理论、法律理论和文学理论。左派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就是要用这些理论推翻现行的社会秩序，颠覆常识，迎来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革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认为，“传统信仰和现有的社会结构必须摧毁并被替换”。比如，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将被母权制所取代；男女有别、角色不同的信念将被雌雄同体所取代；异性恋是正常的信念将被同性恋是“正常”的信念所取代。（注3）
这两种观念的冲突，绝非轻轻一句“宽容”就能解决的。它比反法西斯的二战和反共产主义的冷战还要尖锐——因为敌人不在铁幕之后，敌人早已登堂入室，甚至连家人也变成了敌人。要打赢这场“文化战争”，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恢复和普及常识。
美国秩序，卑之无甚高论，大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常识。如果你反对左派、相信和尊重常识，你就会投票给“用常识治国”的川普，我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列出一系列美国秩序和美国常识（它们不是左派革命家潘恩〔Thomas Paine〕所说的那种“常识”）的重要部分：
什么是常识？常识是人权是上帝赋予而并非由人自我缔造，常识是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常识是美国不是世俗国家而是上帝护佑下的“山上之城”，常识是有德性的公民才能维持良好的宪政体系，常识是没有得到公民授权的政府就是非法政府，常识是独立战争中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和“不自由，毋宁死”。
常识是和平必须靠实力来维持所以美国必须建立最强大的军力，常识是最少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最有活力，常识是尊重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持枪权，常识是用“好围墙就是好邻居”的原则处理移民问题，常识是废除奥巴马经济独裁主义的健康保险，常识是不能让中国肆无忌惮地偷窃美国的智慧产权。
常识是没有任何国际法高于美国宪法，常识是每个声称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组织必然沦为腐败的官僚机构，常识是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高于美国得以成为美国的观念秩序。
美国的威玛时刻，如何绝处求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的美国，窃国者王，诚实者道路以目。“深层政府”的傀儡、前言不搭后语的拜登入住白宫之后，立即停止川普的边境修墙政策、取消对涉嫌支持恐怖主义的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进而试图将数千万非法移民全部合法化。
拜登将川普规划得井然有序的从阿富汗撤军计划搞成了一场可耻的溃败，他居然还有脸称之为“第二个敦克尔克撤退”——若是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听到这种不伦不类的比较，一定会气得从坟墓中站起来，给他一个大嘴巴。
拜登还利用COVID-19（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之危及，推行口罩令和疫苗护照，企图将美国打造成由“老大哥”主宰的“大洋国”。美国面临著比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新政和“垮掉一代”的六十年代还要严峻的国家危机。
有人将此时此刻形容为罗马帝国的公元二一二年——那一年，罗马帝国皇帝、有阿拉伯血统的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发《安东尼努斯宪令》（安东尼努斯是其真名），赐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公民权。这是罗尔斯式的“平等”，卡拉卡拉或许是历史上第一个左派皇帝。
然而，此一看似高大上的宪令却敲响了罗马帝国的丧钟：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公民权这种层级制度，是其文治武功的根基。此前，那些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是靠卧薪尝胆、参军入伍，以功勋来博取公民权；如今，从天上掉下公民权来，谁还愿意捍卫家园呢？
世上的东西，除了上帝的恩典，不应有白白得来的，若是白白得来的，必然是毒药。当公民权跟荣誉感和责任感脱钩后，帝国还不等蛮族入侵，自身就已摇摇欲坠。
我更发现，此时此刻的美国更像是殷鉴不远的威玛时刻。威玛共和国的覆亡，不是希特勒多么有卡里斯玛之魅力（魅力型权威），不是纳粹主义理论多么诱人，不是党卫军的暴力多么恐怖，而是威玛共和国的宪法缺乏具有公民美德的民众全身心地支持和捍卫（一九一二年之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是如此）。
威玛时代的柏林，文艺之繁荣超过了巴黎，但那宛如“火山口上的舞蹈”。威玛文化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些年的威玛就像是魔山上的世界：表面上红光满面，实则弊病丛生。”（注4）
威玛文化正处于从现代到后现代转换的关键阶段。一战之后，欧洲在科学、艺术、建筑和设计诸多领域关于“现代”的自信日渐强烈，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观念，认为“现代”认知与一战期间释放出来的大规模合法暴力并无关联——人们通常将关于现代的自信同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注5）
到了一九三零年代初，无论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学著作，还是毕卡索（Pablo Ruiz Picasso）的画作，或是吴尔芙（Virginia Woolf）的小说，抑或包豪斯的建筑风格，无一例外被认为同“社会进步”关联，是对传统观念尤其是传统民族观念和性别观念的挑战。同时，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征：它承认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注6）这就是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批判的具有自我毁灭基因的“现代性”。
另一方面，现代的人性观念已被劳力的分割和转化也拆解，这毋宁是古希腊时代以来有关完整性观念的悲哀的衰微。威玛时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克服碎片化处境，思想家遂转而寻求其他庇护所，他们当中许多人在纳粹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海德格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诗意的栖居与纳粹的浪漫主义不谋而合。（注7）
此后，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充当了“一名没带天国福音的教士，一名形而上的冲锋队长”。在共和国终结前不久，保尔・田立克（Paul Tillich）以了鲜明方式对此评论说：“从儿子那里出发创造母亲，从虚无中召唤父亲，那是摧毁所有政治理想的尝试。”（注8）
如今，类似尝试正在美国施施然地登场，这次尝试的内容是作为威玛时代现代主义升级版的后现代主义。
美国若要避免罗马帝国和威玛共和国（包括中华民国）覆亡的前车之鉴，唯有重振川普主义，从左派手中夺回大学及各级教育机构，夺回媒体和网络，恢复宪法的尊严，守住国家的边界。当然，仅有川普和川普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场扎根于川普主义的、比茶党运动更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
“灯台国”的存亡，直接关系著中共的暴政何时终结。所以，那些身处中国本土、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知识人和民众（包括本书的众多作者在内），看到美国启动“安乐死”的按钮，不禁发出大声呐喊，只要不是装睡的人，都有可能被唤醒。
《美国秩序》这本书，值得推荐给墙内的中国民众阅读，值得推荐给在新冷战最前线的香港人和台湾人阅读，也值得推荐给“不愿做奴隶”的美国人阅读。
注释
注1：扬・罗斯，〈巧克力峰会的幽灵〉，见哈贝马斯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页95。
注2：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页14-15。
注3：雷蒙德・雷恩（Raymond V. Raehn）：《一群马克思主义者如何颠覆西方和美国文化？》，“对观点”网站。
注4：彼得・盖伊（Peter Gay）：《威玛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页182。
注5：玛丽・伊万斯（Mary Evans）：《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页140。
注6：玛丽・伊万斯：《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页145-146。
注7：彼得・盖伊：《威玛文化》，页12。
注8：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页379。
作者自我介绍：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国人。旅美华裔作家，政治评论家，右派与独派，长期关注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议题。各类著作有《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1927：民国之死》、《刘晓波传》等五十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