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中国新疆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撰写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新疆实行的生育政策会令当地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的人口在未来20年的增长减少约260万至450万人，受到英国广播公司（BBC）、德国之声（DW）等媒体的跟进报道，正在国际舆论场里迅速发酵。
郑国恩是涉疆舆论场里的一位活跃人物，针对中国新疆治理撰写了一系列报告，是“再教育营”、“宗教迫害”、“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等话题的一个重要源头和依据，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中国新疆拉扯进了国际舆论漩涡。西方媒体、政界和智库等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了一个撬动新疆的支点，而被视为真正操盘手的美国政府则隐于幕后。
中国的一套打法与之相反，政府完全主导涉疆叙述，一众媒体听令行事，被视为“第四力量”的智库和学者的存在感明显不及西方。如果松绑中国的智库和学者，或将有望扭转中国在西方意识形态攻势面前的被动处境。
中国智库学者
中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的姿态不可谓不积极，其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经常连续多日就新疆舆论动态做出回应，新疆政府也时有动作。例如在2021年6月8日，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交流会，向在疆访问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介绍新疆当前总体情况。
新疆党委常委兼政府副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孜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是这次交流会的主要发言人，新疆发改委、商务厅、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厅、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等多部门介绍各自领域发展情况，新疆党委常委兼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也出席此会。
但是此次交流会的出席者尽为中国官场人物，而无学者、智库等非政府元素。对于中国官方主办的此次对外交流会，中国境外鲜有回响。中国媒体因为存在政治背景，被默认为中国政府的传声筒，其传播效果一直较为有限。即使是被中国民间认为“很能打”的中国外交系统，留给外界的印象更多是其“战狼”之姿，而不是其反驳西方涉疆指控的犀利言辞。
事实上，中国不缺乏研究新疆的智库和学者，例如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一研究所的研究员许建英曾在2020年9月在联合国就新疆争议发言，后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曾在2021年3月北京举办的涉疆问题发布会上发言。不过整体而言，中国涉疆智库和学者的露面发声机会较少，而且均是接受中国官方统一安排，缺少主动性和自主性，所造成的传播效果也十分有限。
相比于郑国恩以“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研究员身份抛出一个个针对新疆耸人听闻、引领国际舆论的尖锐指控，中国涉疆智库和学者们的影响力明显远远不及。
按理来说，新疆属于中国，中国的智库和学者能够更容易接触新疆，了解更多内情，发言也更有分量，但事实却是“众不敌寡”，使得中国的涉疆议程始终由郑国恩一人牵着鼻子走。当然，不排除郑国恩的背后存在合作团队，甚至得到美国政界协助。如果确是如此，则是反映出中美意识形态涉疆博弈水平的高下之别。
中国后悔没有使用“第四力量”
从策略角度来讲，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被批为“战狼外交”的中国外交方式的转变，至少在中国国内收获了许多叫好声。相比之下，媒体以及智库、学者更适合与美国意识形态工作者们打交道。
在2021年5月份，德国承认在非洲纳米比亚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法国承认了对非洲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负有责任，加拿大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的又一明证，美国侵犯移民与难民人权的案例时有曝光，日本决定向太平洋倾倒受到核污染的废水。这些都比西方针对中国新疆捕风捉影的尖锐指控更经得起考证。
如果中国就这些向西方发起“反冲锋”，即使不能主导国际舆论走向，至少也可缓冲西方对中国新疆治理的攻势，但中国官方与媒体、智库、学者都未有更多跟进操作。其原因或许包括中国外宣体系落后、水平较低，存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以及受到“外交无小事”理念束缚。此外，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是中国当前的对外战略。
整体看来，中国综合实力相对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韬光养晦”在外交方针里的分量多于“有所作为”。面对西方全方位施压，中国采取的是防守反击式应对策略。如果中国全面调动官方、媒体、智库、学者等等方面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打出手”，最终可能会使中西矛盾波及其他领域，未必有利于中国发展利益。
中国的智库和学者，仍然是以服务于中国内政为主要导向。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当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智库建设表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去建设中国智库。该文件也有涉及舆论引导的内容称，“发挥智库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积极作用。”
中国智库的数量与质量都已较为可观。2021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20》显示，中国的智库数量较2019年有较大增长，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8家智库进入了“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这与欧美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国智库的制度性问题，尤其是中国智库研究缺乏独立性、自主性，过于依赖政治导向，而且主要面向中国境内。因此，中国智库的对外传播功能并未得以正常发挥，对于国际话题大体是一种失语状态。
2021年中国全国“两会”里，中国政协常委贾庆国关于改进专家学者对外交流的提案引发舆论共鸣。这一提案反映的审批过多、办理时间过长等问题，中国学术界抱怨已久。
其实2016年5月中国已经推出了意在促进对外学术交流的放权式改革，但是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自身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被下放的审批权力也被嵌套进了这些单位的惯常形态之中，使得改革走向了改革者期待的反面。可见，中国智库的问题解决和改革转向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智库和学者是国家制度和力量的重要组成。智库被视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德国学者郑国恩几乎以一己之力撬动中国新疆板块更说明了学者在舆论里的关键角色。鉴于中国智库和学者目前受制于过多限制，给予他们更多一些宽容，或许中国在国际舆论里的艰难处境也能有所舒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