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的评价中西不同，他被赋予了诸多传奇色彩，他学贯中西大器早成懂得9国语言，他拿到多个博士学位，他翻译的儒学经典传至西方，他被西方人称为东方圣哲，他说自己是民国最后一个大儒，他被圣雄甘地誉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他——就是站在东西方之间的民国大儒辜鸿铭。
关于民国， 即便对于70年来统一思想灌输下的中国人，也会艳羡的慨叹：民国，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民国之后再无大师。时至今日说起文化大师，大家记忆中依然是民国时期的陈寅恪、王国维、林语堂、钱钟书、沈从文等。
前些年民国风回潮，人们才开始发现并懵懂理解了，那个被中国人长期漫画式嘲笑的人物——辜鸿铭，他的忧国忧民及前瞻性的睿智见解，竟然早了国人100年。至此，对辜鸿铭的认知在国人心目中也逐渐完整清晰起来。
一、博闻强识的辜鸿铭
辜鸿铭，字汤生，祖籍福建，祖辈早年迁居南洋。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出生于英属南洋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父亲辜紫云为此橡胶园总管，母亲是金发碧眼的西人。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爱早慧的辜鸿铭，收为义子，自幼就培养他阅读熟背莎士比亚、歌德、培根、弥尔顿等人的戏剧、作品，十岁时带他返回英国学习。临行前父亲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从此，开启了辜鸿铭14年的西学之路。
他就读过多所学院，取得过各种学位，但他喜欢提及的仅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张之洞幕僚赵凤昌在传记中曾提到：辜鸿铭不屑提及自己的学位及掌握外语情况。
1880年，24岁的辜鸿铭学成回到家乡。一年后他偶遇清政府官员马建忠，交谈中深感中国文化之博大，引发心中情感共鸣，随即辞职，从一本《康熙字典》学起，攻读中国文化，开始了以英文写作方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西方文化界，辜鸿铭是高山仰止的圣人，他们来到中国拜见辜鸿铭。在国人崇洋的年代，这些西方文化名人却赶往北京椿树胡同（今柏树胡同），去拜访被国内主流文人嘲讽冷遇的辜鸿铭。
他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讲孔学，跟托尔斯泰书信交流世界文化的出路，英国作家毛姆、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等也都曾拜访过辜鸿铭，俄国皇储来华，赠他镂皇冠金表。在西方社会流传有一句话：“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六国饭店售票演讲，开中国演讲售票的先例。在当时京剧名角梅兰芳最高票价一元二角，辜鸿铭的演讲票价却是2元，还场场爆满。
即便辜鸿铭辞世6年后的1934年，嘲讽他的文章也不得不承认“辜鸿铭活着时就已成了传奇，如今，他死了，更有成为神话之虞”。
他担任张之洞幕僚20多年，张之洞赞“辜先生经纶满腹，的是杰出之才”。孙中山曾评价说，近代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美国著名学者艾恺说：“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1916年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游学归来时，才知辜鸿铭在西方社会盛名远扬。在他执掌北大后即聘请辜鸿铭为北大文学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在40年后，当林语堂也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学校必读书，在今天，也还是西方一些大学的汉学课程之一。
杏坡居士的《近代名人轶事录》中讲到，辜鸿铭说自己：“吾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乃东南西北人也。”
二、学贯中西 传播儒家经典
辜鸿铭翻译了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等，并发表于西方主流刊物上。
在大师们皆摒弃国学而醉心于西学之时，辜鸿铭却是一位逆行者，他成功的向西方传播着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具有深厚西学功底的辜鸿铭，在研习国学后，他看到儒学的传统理念，可以拯救这个时期各国于交困倾轧中。
辜鸿铭在其《论语》译序中道：“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自如的引述莎翁、歌德、卡莱尔等西方名家言论来注解儒家经典，使得西方人能很好的理解中国文化。他的著作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多次再版。
他看到国人对西方人惟命是从，而对待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却缺少尊重和正解。这种崇洋之风，令他愤怒之余更多的是忧虑，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传播中国文化的信念。
三、他说民国最该杀两个人
对于1915年至1920年间，胡适、陈独秀等搞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以及他们在《新青年》中提出的“用白话代替古文的革命”，辜鸿铭于1919年8月，在《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文章，写道：“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竟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他说古文惟其载“道”乃属典雅之语，改革者们教人们沦为伦理之侏儒的文学始为“死文学”。他说：“最通俗的语言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正如莎士比亚作品的英文比现在流行的英语更为华美一样，而中国经典也是比市井白话要典雅、华丽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面对崇尚西化、宣扬进化论、视孔孟之道为迂腐、视忠义仁孝愚蠢的学生们的激进，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北华正报》发表文章指出北大学生是野蛮人是暴徒，招致他们更多的攻击。随后辜鸿铭离开北大。
他忧心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者“有识之士”们对传统文化的摧毁，将使国家、国人走向更深重的灾难困苦中。
1936年《国闻周报》中刊登的《凌霄一士随笔》一文中讲到：在一次宴席上，辜鸿铭说“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旁人问哪二人，他说就是严复和林纾。严复听后置若罔闻，林纾则当场质问。辜鸿铭愤慨拍案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无从质辩。
严复和林纾与辜鸿铭同为福建人，同样翻译大量作品，民国时期，被称为“福建三杰”。然而不同的是，严复和林纾极力推崇西洋文化、输入西学，是西学东渐；辜鸿铭是输出中国文化东学西渐。
在西方被信神人士视为“魔王的圣经”的达尔文《物种起源》，严复却视如宝藏，他认为“以夷制夷”不仅仅是要学洋人造坚船利炮，还要学西方的思想。1898年，他翻译发表了《天演论》推行达尔文的进化论。林纾，虽不会外文却译述了《茶花女》等众多外国小说。这些对于正处于风雨飘摇、经历天翻地覆变革、在尝试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无异于引鸩止渴的一剂麻药，以问题解决问题，也必将带来更长久的问题、麻烦，以致灾难。
当时，受严复影响下的文人，就有胡适、鲁迅、陈独秀和毛泽东等。鲁迅更是对培育了他的传统文化极尽诋毁，他在其《朝花夕拾·锁记》中说，“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鲁迅在之后说，中国文化充满了“瞒和骗”，打开就是“吃人”二字。还在《论语文改革》中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钱玄同、陈独秀、赵元任等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中国文字应该拉丁化。一时间，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用词充斥着各类报刊。
至于胡适（笔名），名字来源于适者生存。他发表文章推广西化、白话文改良。辜鸿铭发文批评：“现在的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教授，用词作文都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从‘娼’吗？”
在祸首严复的晚年，也开始逐渐认同辜鸿铭，生活困窘下还染上了鸦片烟瘾。1921年10月，严复在病痛折磨下离世。然而，严复、林纾二人散播的余害，被之后奉行无神论并反天反地的中共所信奉利用，灌输毒害着一代代中国人。
今年，厄瓜多尔时间5月17日，那座给达尔文灵感让他开始编纂进化论否定神的“达尔文拱门”坍塌了，这也标志着欺骗、为祸毒害世人一个多世纪的骗局“进化论”土崩瓦解。
四、辜鸿铭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晓喻四夷之邦
辜鸿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伟大的文明，能够教化世界人民，是世界的希望。
1901年后，他发表《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尊王篇》《中国学》等论著，论述中国文明于世界的宝贵价值。
二千多年前孔子作《春秋》，为此孟子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复兴周礼修订《春秋》微言大义，使得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放肆，所以戚戚焉。1915年，辜鸿铭也用英文发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中文名为《春秋大义》，表达他的意志。此书在西方社会引起轰动，被译作德、日、法等文字出版。在当时，大学里有“辜鸿铭研究会”“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甚至普通民众都知晓，让身处战乱中的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充满向往。
他指出：“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他例举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缺乏精确性”，写道：“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春秋大义》所阐发的中国传统文化于世界的深远价值，让西方人领会到，中国人超越表象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神意境。
他说衡量一种文明，要看“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并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
他说中国文明是“以礼来自我约束”，“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宗教是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在当时欧洲正逢一战炮火之中，辜鸿铭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就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把中国人的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讲述给欧洲，“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正是他《春秋大义》要展示给西方的精神。
五、中国的希望在于自己的文化与精神
在人们纷纷外求于全盘西化这一灵丹妙药“救国”时，辜鸿铭告诉人们，中国文化才是国人的希望。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一文中，这样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当时许多人嘲笑他的辫子，他说：我的辫子在脑后，你们的辫子在心里。为此，辜鸿铭在1912年用英文发表的《雅各宾的中国》中写到：“我许多外国朋友嘲笑我对清室的愚忠，……我是经由对清室的效忠而效忠于中国之宗教，效忠于中华民族之文明事业。”
他说：“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
这番话，对在当下同为深陷中共无神论骗局中的中国人同样适用。正如《周易》中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道德成本换得的梦幻繁华不过是一场烟花秀，终将散去。
纵观辜鸿铭一生，从之初的西学造诣，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后的为之倾倒，成为传统文化的坚守捍卫者，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和热爱，使他在乱世中能处变不惊地清醒看世界。他是民国真正的大师，他在“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坦然和孤勇中，写就了他一生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