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抗疫为何不力?

日本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苦不堪言。以东京、大阪、京都、兵库4个都府县为对象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原定于5月11日到期,最后不得不延长期限。

尽管日本的每千人病床数在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一,但目前却处于医疗窘迫状态。疫苗接种率也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新冠疫情袭击全球已有约1年时间。目前这样的状况不仅说明日本的医疗和卫生体制有短板,而且意味着国家体制存在弊端。

弊端就是仅以和平时期为前提的体制,到了战备状态也无法转换“开关”。日本这趟“列车”是单轨,而不是双轨。

美国和英国最初曾因抗疫不力,导致很多人死亡。但后来建立了应对紧急情况的体制,并在疫苗接种方面走在了前面。

以色列平时就处于战备状态,此次疫情甚至动用了军队确保疫苗。同样状态的台湾采用了根据手机信息来追踪感染者行动的系统。

而日本的机制在所有方面都缺乏战备意识。措施也没有法律强制力,政府只能“请求”民众不要外出或停止营业,这样的现状就是其真实写照。

二战结束后,也有在美军保护下的原因,日本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保持和平时期体制。出于对先前战争的强烈反省,国家一直努力避免拥有过多权力。

如果今后也能这样渡过,那当然再好不过。但遗憾的是,新冠疫情危机反映出了日本模式的脆弱性。

 统治并不等于强化危机应对能力

尽管如此,但并意味着主张应该在紧急情况下限制私权,建立由国家加强统治的体制,而是恰恰相反。原因是在不改正根本性弊端的情况下,就赋予政府统治工具,也无法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战事不断,先是甲午战争,后是日俄战争。日本还参加了第1次世界大战,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在此期间,国家加强了社会统治。那么,危机应对能力是否因此而提高了呢?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与大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1941年12月日美战争爆发,国家濒临灭亡。

那么,鉴于这样的教训,日本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呢?向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人员请教,指出日本二战前及二战时,和目前的国家运营至少有3个共同弊端。

第一是没有明确制定战略优先顺序,总是采取临阵磨枪式应对措施。中日战争也是如此。到底以什么为目标,终点在哪里呢?在政府方针不明确的情况下,战争愈演愈烈,也没有获得国民的充分支持。

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井上寿一指出:“1937年,为鼓舞斗志,日本政府发动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加强统治。但是,由于不清楚侵华战争的目的,日本国民并不支持。虽然说不上反战,但大正天皇祭等日子的国旗升旗率仅2成左右。这种情况一直到战败都没有改变”。

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新冠疫情防控跟当年如出一辙。井上寿一指出“控制疫情、保持经济、举办东京奥运会……。由于不明确最优先做什么,再三的紧急事态宣言形成惰性,国民也不再配合”。

优先顺序不确定的一个原因就是长久存在的组织条块分割的弊端。这是第二个弊端。疫苗接种、PCR检测、确保新冠病床,处处滞后,“元凶之一就是省厅之间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合作”(日本政府相关人员)。

就拿疫苗来说,接种归厚生劳动省管,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归总务省负责,运输归国土交通省负责。虽然由各省厅分管这一点跟欧美一样,但日本欠缺紧急情况下的协调能力。

战中和战时的条块分割更加严重。陆军与海军争夺预算和物资,两军内的派閥斗争也一直持续。外务省内也分为英米派和轴心派。因此,国策不可能确定。日本帝京大学教授筒井清忠指出:“日本在战前重视军事专业性,培养军人精英,陆军的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很难培养出战争知识丰富、拥有广阔视野的人才,助长了军队的条块分割体制。现在虽然也有很多医疗和防疫专家,但缺乏能冷静判断整体情况并调整政策的领袖人物,跟战前的体质一样”。

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

第三个弊端是毫无根据的盲目乐观。日本似乎不擅长做最坏的打算,就拿二战来说,日本向美国发起了胜算很小的战争,但没有制定明确的终战目标。

由于2009年出现了新型流感,日本政府的统括会议第二年提出了应对感染大流行的建议。措施包括保健所、PCR检测及强化疫苗开发等,但一直搁置没有落实。

在上届安倍政府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的兼原信克说:“在应对频发的地震及台风等灾害方面,日本建立了世界最高水平的体制,而应对疫情大流行却没有做好准备。更严重的是战争风险,日本对威胁视而不见,基本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危机管理体制”。

从偷袭珍珠港到今年已有80年。新冠疫情危机凸显出日本滞后体制的弊端。如果现在不改善,将来可能会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