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2013年初次访问中国四川省阿坝县的时候，她惊讶于每一座寺庙中的监控摄像头，以及城镇中无处不在的军队和警察，以至于几乎不敢下车。这位曾经去过朝鲜的美国记者在她的著作《噬佛：阿坝的劫难与求生》中写道：在这里，人们的恐惧程度不亚于朝鲜。
藏民人生百态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人口大约8万，藏人占到了94%以上，相比西藏自治区，西方记者在这里的活动相对自由，于是成为了德米克写作的首选地。
德米克自2001年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主要作品有《 洛格维纳街：萨拉热窝生死录》、《我们最幸福：朝鲜人的平凡生活》等，曾获得美国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罗伯特·肯尼迪新闻奖，以及201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
德米克于2007年旅居中国。2009年藏人自焚事件频繁发生之后，她对西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分别于2013年、2014和2015年三次造访阿坝。《噬佛》一书就是围绕着阿坝地区展开，其间穿插了近十名流亡印度的阿坝藏人的故事，从三代人的视角讲述了中共对当地藏人的压迫，时间延续长达70多年。
《纽约时报》评论说：“德米克涵盖了令人敬畏的历史广度：从西藏帝国可以与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匹敌的鼎盛时期，到今天西藏追求独立遭遇挫折，转变为寻求文化和精神上的幸存。”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这本书不仅描述当代西藏，更是阐述了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可怕的时期。” 《每日邮报》则指出：“这是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以独特视角讲述藏人的苦难，让读者了解什么是被政治风暴毁灭的人生。”
德米克告诉美国之音，她想要描绘藏人的众生相，尤其是他们的苦难和梦想。她说：“我觉得很少有英文书籍，甚至是藏文书籍，讲述21世纪藏人的生活。有很多书都是关于地缘政治的，比如达赖喇嘛的困境，中国共产党，还有河流的战略意义，但是你很难了解到西藏人的生活。藏人在媒体上的形象总是一成不变，比如他们是坚韧的游牧民族，还有那些神秘的洞穴。我觉得一直没有一本书讲述当代藏人的故事。”
噬佛
德米克告诉美国之音，她之所以选择阿坝为中心展开她的叙述，是因为这里是历史上第一个经历中共军队大规模破坏的藏族聚居地。
德米克说：“我开始阅读关于阿坝的资料时，发现了这样一段关于红军长征和阿坝的历史记录。阿坝是红军和藏区首次遭遇的地方。在1930年代，红军从这里进入青藏高原，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补给，于是开始从藏民家中掠夺食物，并且就像我书中提到的那样，他们开始吃寺庙里的佛像。这些佛像由青稞面和酥油制成，给人感觉就像是在‘吃佛’。这段记录来自《吴法宪回忆录》。”
饥肠辘辘的红军将佛像当作口粮，这便是书名“噬佛”的由来。而除了破坏佛像，红军还摧毁了珍贵的经书并杀害了寺内僧侣，阿坝县最大的格尔登寺一度被征用为红军总部所在地，朱德在此打理事务。这段悲惨的历史似乎为70多年后阿坝成为“自焚之都”埋下了伏笔。
三代人的悲剧
中共对西藏的破坏并没有止于长征，而是始于长征。在德米克的笔下，分属三个不同年代的多位藏人回顾了历史上的关键时刻：1958年，德米克称这是西藏历史上“时间崩塌”的一年。当时中共在西藏强推“集体化”、“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而无神论宣传和对僧侣的骚扰也到达巅峰。1959年，藏民与中共解放军爆发武装冲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摧毁了古老的藏传佛教文化。书中主人公之一贡宝措(Gonpo)出生于1951年，是1949年以前阿坝地区美颡王国末代公主，她的父母在文革中遇害，她本人经历了下放和多年的不公待遇。
到了80年代，在胡耀邦的领导下，中共当局似乎放松了一些高压政策，当时担任一所藏族学校老师的才嘉(Tsegyam，出生于1964年)得以偷偷教授学生一些藏族的文化和语言。但好景不长，到1998年，中共在阿坝的寺庙中强制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且在2003年和2008年两次关闭了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格尔登寺——下属的一所学校，在此期间还接管了其他由藏人管理的学校并推行汉语教学。
这一系列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2008年3月阿坝县的大规模抗议事件，而导火索则是稍早的3月中旬在拉萨爆发的抗议活动。3月16日，数百人在格尔登寺僧侣的领导下走上街头，举行和平示威，响应拉萨，随后遭到当局的武力镇压。格尔登寺最高导师格尔登仁波切2011年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有近23名藏人在这次镇压中遇难。
藏人选择用一种悲壮惨烈的方式来抗议——自焚。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在身上浇满汽油并且点燃了自己，这标志着第三代阿坝藏人悲剧的开始。主人公之一唐塔(Dongtuk)出生在80年代末，他是2011年自焚的僧人洛桑彭措的好友，他在悲剧发生后曾张贴标语呼吁藏人抗议。为了避免被当局逮捕，他的妈妈索南(Sonam)决定把他送往印度。
格尔登仁波切2011年的证词中也提到，阿坝地区的藏民遭受的中共压迫尤其残酷，三代藏人的生活因此暗无天日。从2008年到2011年，34名阿坝藏人死于政府的迫害或者自焚，另有619人被捕。
自焚之都
从2009年至今，已有近160名藏人自焚，其中高达三分之一发生在阿坝，集中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格尔登仁波切指出：“达赖喇嘛及和平示威的藏民多次呼吁中共停止镇压，并且与藏人流亡政权展开谈判，但是中共不仅没有听取建议，反而变本加厉迫害阿坝地区的藏人，这是导致藏人自焚事件不断的主要原因。”
德米克告诉美国之音，在她写作期间，中共官员已经认识到阿坝藏民的不满。她说，“当地政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很在乎面子。中国政治宣传号称西藏人民很幸福，他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很幸福，他们唱着歌、跳着舞庆祝百万农奴解放日。所以自焚事件对于西藏政府来说是很丢面子的，因为藏民说：我们不幸福。”
德米克说，“他们想要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那就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不满。自焚几乎是他们能够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了。这种行为也和他们对于非暴力的信念有关。很多藏人，包括阿坝的藏民都告诉我，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针对平民或者警察，他们只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做出一个宣言。他们是佛教徒，他们认为自己不能对他人实施暴力。”
中共官员和中国官媒多次称藏民自焚行为是“伪装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Bhuchung K. Tsering)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把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扣上罪名。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实施中国政府所说的“恐怖主义”，那么他们会选择人更多的地方，或者试图伤害他人。几乎所有的自焚事件都发生在偏远无人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没有别的藏人在场，所以这不是恐怖主义。”
在德米克的笔下，并非所有的藏人都完全赞同自焚的做法。比如唐塔，他的好朋友洛桑彭措以及堂兄仁增加吉前后自焚，他告诉德米克：“一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唐塔也都深深理解同胞的选择，认为他们是出于“巨大的无力感”，和“无法发声的沮丧”。
前途渺茫
德米克笔下的受访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离开了西藏，移居位于印度的流亡藏人首都达兰萨拉。贡宝措经历了文革和下放，最终在1989年远赴印度帮助建设流亡政府，为此与丈夫和小女儿分别30多年，家庭团聚极为不易；同样在1989年，才嘉帮忙制作支持藏人的标语，以及告知学生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便被指控“反革命宣传”而入狱18个月。1992年，他流亡达兰萨拉为达赖喇嘛工作；年轻小伙才百(Tsepey)因为参与了2008年阿坝的抗议活动，而被警方追捕了4年，最后辗转前往达兰萨拉；唐塔则在2011年和2012年之间三次尝试前往达兰萨拉，他的前两次努力都失败了，最后，一条途经尼泊尔的路线帮助他成功到达印度。
德米克告诉美国之音，她笔下的主人公们，以及其它一些她交谈过的藏人，多少都认同中共在改善藏区经济和藏人生活水平上的贡献，但令他们绝望的是，他们很难拥有和汉人一样平等的待遇，尤其是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德米克说：“我发现在阿坝和其他地方，很多藏人觉得，在中共治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也感激这一点。但这不是本书的主题。藏人想要某种程度上的尊严和自由，不一定是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自由，而只是其他中国公民享有的权利。比如能够讲自己的语言，能够在家中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能够自由旅行。自由旅行对于藏人很重要。他们看到其他中国人能够去欧洲和泰国等地，能把孩子送出国学习。但是藏人不能自由旅行，对于他们来说，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座监狱。”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2015年报告就指出，包括藏族和维吾尔族在内的宗教少数族群的居民，申请护照最长要等五年才能拿到，有时则被直接拒发且不给任何合法理由；而且，自2012年起在西藏自治区施行的额外新规定，导致该区居民出国旅行几乎受到全面禁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2020年6月报告也指出，中国境内藏人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行动限制，极少有藏人拥有护照，或是获得国外奖学金的机会；此外，在欧洲的流亡藏人也被当局剥夺了探访仍居住在西藏境内家人的权利。
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在西藏的大规模监视活动日渐升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1月初发布2020年中国人权与法治年度报告，称中共当局对新疆、香港、西藏等治下地区扩大高压政策。人权观察组织2020年度报告也指出，在西藏的社区、工作场所和家庭，日益严苛的监控和恐吓压制了抗议，这也是中共高层官员反复强调的目标。
德米克告诉美国之音：“(我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监控摄像头，比如在寺庙里，去寺庙的路上也有摄像头，拍下来进寺庙的人。渐渐的你就会觉得，你一直被摄像头监视。”
布琼次仁则指出，中共对于藏人的忠诚没有信心。他说：“尽管中共说西藏人民很幸福，在他们过去60多年的统治下过的很好。但是他们也知道，藏人从心底里敬畏自己的宗教传统，也崇敬达赖喇嘛。”
德米克指出，中国正在成为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史坦·林根(Stein Ringen)所说的“完美的独裁”：政府的控制是如此全面，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如此彻底，监控摄像头如此无处不在，对公民的生物追踪是如此先进，以至于他们可以滴水不漏地维持统治。
在《噬佛》一书的结尾，这些流亡海外的藏人依然不知前路何方，他们仍在寻找未来的希望。而留在阿坝的藏民们也非常迷茫：当地的经济得到了显著增长，阿坝州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0.24亿元增至2019年的390.08亿元，官方宣布2020年实现了脱贫；与此同时，藏族的文化、语言、宗教、历史的传承却面临严重威胁。德米克在书的最后一章引用了一位藏族商人的话，“我好像什么都有了，有了钱，有了好的生活，可是我没有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