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率先从新冠病毒疫情中脱身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执政当局显然感受到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内外压力，近日提出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为经济寻找出路。但这个模式即刻显现的先天缺陷，表明它无法改变困扰经济的矛盾。观察人士指中共治下改革已死，执政者强调经济自立，是避开政治改革，维持执政地位的“续命汤”。
习近平近来频繁所说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成为当局对当前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官方判断。上周四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性较大”，因而需要“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近期发布的官方数据看，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快速回弹后 中国内需增长面临挑战
研究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在其对中国新发展模式的分析中写道，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内需或为可行方式，事实上刺激措施已经让GDP快速回弹到疫前水平。该机构预测中国产出在年底将恢复到原有趋势。但是，作者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Julian Evans-Pritchard）强调的是，当局要实现可持续的内需快速增长则面临更多的挑战。
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结构重心显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过于依赖贸易，贸易在GDP中的份额已经明显降低，同时内需得以快速增长。
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过度依赖贸易，但贸易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经济研究机构IHS Markit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Rajiv Biswas）对美国之音说：“其结果是这方面的变化也显著减弱了外贸部门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引擎所具有的脆弱性。”
不过，比斯瓦斯认为对于中国的出口商而言，美国仍然是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疫后经济率先复苏 中共仍有隐忧
应对疫情导致经济活动一度接近停滞状态，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收缩6.8%。随后，在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措施支持下，经济第二季度恢复正增长，同比增幅达到3.2%。但疫后的失业状况，仍令当局感到焦虑。
中国经济走出疫情恢复增长时，保就业成了当务之急。曾任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余永定为亚洲新闻频道（Channel News Asia）撰写的一篇评论，有助于理解当局强调内需的内部压力。
余永定在文中提到当局在今年下半年面临的两难局面，如果放松财政政策，公共财政将会显著恶化；但以削减开支填补收入缺口则会影响增速，后果不堪设想。
北京当局需要以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但是，余永定指出，经济增长多年来一直受到有效内需不足的制约，而疫情则加剧了这种境况。
余永定认为，在中国GDP中占比55%的消费，在一季度下滑19%后，二季度又下滑3.9%。他认为无法指望消费回弹刺激增长，唯有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三类。余永定说，在房地产投资增速不足，制造业投资更可能拖累增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疫后缘何重内需
中国在今年4月17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称疫情影响下的“一季度极不寻常“，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那次会议把扩大内需放到更重要地位，并提出通过做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等方式释放消费潜力。
4月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还首次明确提出，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中国当局希望帮助出口企业以向内转向，但没有提到加大进口力度。当时官方还没有使用“内循环”这样的政策用语。
疫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了稳定大局，并提出“六保”，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保居民就业，其他包括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保基层运转。
北京的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对当局提出的“内循环”发展模式的最大疑问是这个“内循环“怎么搞？
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都是在设想中的一种补救吧。还有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内循环’怎么搞？还是搞这个“铁公基”（指铁路、公路和基建）这一套？但是这个循环不起来。因为如果总是老百姓没有钱，这个改革开放的后果就是国富但是民还是没有真正富，甚至民还是很穷。”
章立凡提及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所说的引人关注的数据。李克强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及中国有6亿人月均收入在1080元以下，或许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甚至震惊。外界通常提及中国，总是加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容易忽略的是中国有着14亿人。
余永定的文章清晰地揭示了中共突然强调内需的意图。他并不避讳站在政府的立场，提出应对之策。余永定的谏言是帮助中共当局避免失业失控危及政权。
余永定认为政府应该坚定地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快经济增长，并提议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新增基建投资融资。他认为恶化的财政状况和高企的债务都可以留待日后解决。他以邓小平所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其建议提供合理性。
纽约时报近日一篇报道对中国内循环的景象做出这样的描述：现在中国又开始与本地客–它自己–做生意。中国政府再次大举投资本国基础设施，雇用了数百万人，不仅修建新的公路、铁路和排污系统，还为这些项目制造必要的设备。
投资活动让中国拥有世界最快的火车和最长的跨海大桥。但纽约时报的文章也提及这些基建造成的债务负担会拖累未来的增长；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修建大型项目，对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的小项目没有兴趣。
该文还将中国刺激经济的做法与西方国家应对经济低迷采取的对策做比较。西方经济学家通常建议将资金直接发放到消费者手中，而不是修建更多铁路和公路。
章立凡说，当局或许没有办法打开国际市场，就在国内多搞几个“铁公基”项目，然后多建城市，加速城市化。比如，包括现在对于多数城市的这个户口限制进一步放开，实际上，当局也知道现在可能就要靠这些东西才能把经济拉动起来。
这位学者将官方推出的这个新的发展格局归功于其经济智囊的想象力，新的发展格局还要纳入十四五和2035远景规划，但能不能有效，他认为不仅要看这个体制还有多大的活力，或者有多大的实力，也得看这个内部和外部的环境能不能够把这个循环做起来。
他说：“如果真的做起来，肯定对于中共的这个政权来讲，它是一个‘续命汤’，等于说它找到了一个经济出路。”
但是，章立凡谈到当前许多表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他提及胡温时代末期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讨论，目的是想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化，盘活土地资源，让农民富起来，让经济也活跃起来。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设计，他也参与了讨论。但后来却完全变味了。
章立凡：政经两轮走的改革已死
习近平治下强化国有经济的做法被一些批评者视为走回头路。习近平的一句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等于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土地市场化的方案。章立凡提及山东搞的“合村并户“，就是不管农民死活，导致农民被盘剥。
对于当局在多年后重提改革，章立凡认为那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他说：“它没有政治改革，所有的经济改革最终都是得到相反的结果，都是对老百姓不利的。所以现在严格来讲，就是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那个改革，就是政治和经济两个轮子走路的这种改革现在早已经死了。”
彭博社关于“双循环”的一篇报道中提到这样的观点：建立更为自立自足的经济会给中共带来长远回报；共产党面临压力，既要为14亿人带来经济利益，还要阻止他们推动任何可能危及其统治的西方民主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