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已启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迅速扩大的立法。自2019年年末在中国武汉发生以来，日本的应对行动迟缓，这一点难以否认。为了消除已浮出水面的危机管理的死角，必须加快态势的重新构建。
通过新型流感对策特别措施法的修订，日本政府可以对活动举办和外出，更具强制力请求采取自我克制。但在亚洲，从较早阶段就采取防止感染扩大的举措的国家也不在少数。
新加坡政府在1月底禁止了中国人入境和转机。在2周以内便已决定禁止访问过中国、韩国、意大利北部和伊朗的旅客入境和转机。自3月4日深夜起，在机场和边境对出现发热和呼吸系统疾病等症状的人强制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此外，台湾当局也在1月15日定义为在病毒检疫时可采取隔离措施的“指定传染病”，自2月6日起，采取了原则上拒绝大陆居民入境的措施。
韩国构建每天可检测1万5000件的态势。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认为“通过尽早发现感染病例，除了有助于传染病的治愈之外，还具有阻断感染扩大的效果”，基于这一判断，截至3月4日，韩国累计对13万多人实施了检测。
新加坡和韩国的举措彻底，甚至通过查询手机使用记录等举措来寻找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的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点是，充分发挥了导致大量死者的2003年”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10年代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反思。
新加坡2003年修改的传染病法规定，如拒不服从检疫等命令，将处以1万新元以下罚款和6个月以内监禁。此外，韩国也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后，将能进行检测的地点大幅扩充至民间医院等，同时缩短检测时间，在地方引进的免下车检测站，透过窗户采集样板，短短数分钟即可完成。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就由人民行动党掌握政权。韩国和台湾也是政府易于进行上意下达的体制。这是因为需要具有速度感的决策。
严厉的措施存在招致经济减速的风险。在感染者人数已突破5000人的韩国，除了口罩短缺之外，并未全面禁止由中国入境的文在寅总统面临的压力正在加强。另一方面，在台湾，蔡英文的支持率则迅速上升。
对于日本，有观点指出2009年新型流感流行时的教训发挥作用的方向与各国相反。认为如轻症者涌到门诊、医疗一线出现混乱，将影响本来应优先的存在重症化风险的患者获得的医疗，这种担忧强烈。
除了人权和隐私之外，对经济和旅游的依存度较高的中国的顾及和对夏季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影响，也被认为是日本一直避免严格措施的背景。
包括化学武器等在内，与看不见的敌人的战斗不仅限于传染病对策。进行危机管理时，允许的时间极短。日本政府、执政党与在野党有必要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