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2月8日)，她在其《欣视点》的栏目上，以流利的英语发表一篇长达5分钟的评论，除了呼吁外媒勿在中国抗疫期间、歧视中国、并对其落井下石外、也评论了武汉眼科医师李文亮之死所带来的效应。
刘欣作为中国大外宣计划的一员，为中国政府进行政令宣导、擦脂抹粉的言行并不令人意外，只是，值此中国抗击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一战方酣之际，因初期隐匿疫情而痛失近千条人命、其中包括一位尽职的医者、敢言的吹哨者李文亮之后，在中国民怨加深、人民期待享有言论自由的呼声四起之时，手握话语权的中国党媒却仍不愿承担起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甚至反映民情的角色，这些都让中国境内的公民运动者和媒体人对中共要从李文亮之死学到教训，并开始放松控制、或者人民从此不再被封口的前景，仍大表悲观。
“这种独裁体制是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病毒就让它有所收敛，我甚至相信，这种病毒过后，它的控制社会、控制人民的情况，可能还变本加厉。”位于广州的中国公民运动观察者野渡悲观地说，野渡也是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
中国的一党独大的体制不变，诸如SARS、武汉新冠病毒等人祸，会一再重蹈覆彻，野渡说。
他还进一步反驳刘欣的歧视论。
落井下石？
这位知名女主播一开头就严词批评丹麦日德兰邮报、某法国报纸、德国明镜周刊以及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些媒体分别以冠状病毒五星旗之讽刺漫画、“黄色警戒”、“中国制造冠状病毒”以及“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人”等标题来形容从中国开始的这场肺炎战役，刘欣批评这些国际媒体及各国的政客假新闻自由之名行歧视中国之实，并在中国落难之时对中国落井下石。
“蝙蝠没有国籍，外国人也会感染病毒，这种暗示病毒与中国国籍或人种之间有某种关联的带节奏操作既错误，也冷漠无情。”她说。“没错，他们对中国只会落井下石。”
但野渡说，中国人受到最大的歧视其实来自自己的统治者。
他说：“真正最歧视中国公民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吧！因为它不允许中国公民有任何言论自由、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政治权利，甚至在武汉肺炎情况下，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公民权益被疯狂地限制。”
因为病毒，世界一些国家出现了对华人、尤其是中国籍的病毒带原者和感染者唯恐避之不及的现象，这被批评说略带有歧视的成分，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这是恐惧和无知下的人之常情。
有批评人士指出，真正对武汉人和肺炎病人之歧视，始自于1月23日湖北武汉封城后中国警察于各地粗暴地拘捕武汉人之作法、或将疑似染病者视为畏途的官方。乃至现在，政府仍只能以武端措施封城逾80处、让超过六亿的人口处在资讯不明的恐惧中，却还是拿不出完善的配套措施、善待自己的人民和维护病患的医疗权益，或听取自己人民的意见，让民情上达、又怎能期待其他国家不担心从中国开始的疫情大规模泛滥呢？
官方传声筒无助疫情
香港资深媒体人褚简宁(Michael Chugani)也反对刘欣的言论。
“美国的主播和记者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总统，是非常常见的，你去问问这位刘女士，她敢不敢公开上电视批评习近平、问问他掌控力道之深，连武汉市长在未得到高层授意下，都不敢公开疫情，问她敢不敢谈官方对疫情的隐匿，她不敢的。”褚简宁说。
褚简宁说，严峻的疫情当前，只有公开和透明的资讯和决策，中国和全球才能合力打赢这一战，而媒体能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不能像中国党媒一样只当官方的传声筒、甚至协助打压和封锁人民的声音。
至于外媒以标题来做政治嘲讽，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早已见怪不怪，中国或许看不惯，也认为有歧视的成分，但谈到种族歧视，中国也不能自恃甚高，他说，中国也曾在春晚拿香蕉嘲讽黑人，不也是歧视？
至于刘欣指他国对中国落井下石，褚简宁认为，谈不上。
“中国党媒也常常对别人落井下石啊！例如，他们对台湾就是落井下石。疫情危机当前，他们仍不让台湾从世界卫生组织取得第一手的疫情资讯，这才是落井下石，对吧？“他说。
另外，刘欣也在评论的后半段花了近一分钟的时间来讨论李文亮事件中，官方的处置、以及监察委已经决定派员全面调查该争议的新闻始末。
而她做出的结论是：“中国将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反思，并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答案，从而在疫情过后做得更好，中国会记取教训，世界应该对中国更有信心。”
中国反思了吗？
刘欣在评论中只字未提官方实际上已开始在网上封锁对李文亮的缅怀，并封锁近百位学者连署的公开信。
封锁公开信之连署
李文亮过世后，多位大学教授包括人民大学教授张千帆、许章润于上周五(2月7日)发表公开信，提出五大呼吁，除了要求将2月6日订为国家言论自由日，为李文亮平反外，还要求落实中国人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结社和通信等公民权和医疗救助，并呼吁两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障言论自由。
但根据也是连署人之一的野渡的了解，目前这份连署书连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朋友圈都发不出去，也未见诸于中国媒体的报导，没有适当的传播管道，人民也不敢发声，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呼声只能是狗吠火车。
李文亮也许是人民英雄，但在中共眼中恐怕只是麻烦制造者、甚或是可能颠覆政权的变数。官方表面上顺着民意口头敷衍表扬，但实际上，着手的是减缓负面效应的公关策略。
说真话的代价
中国是否记取了教训？殷鉴不远。2003年将SARS疫情揭露给国际媒体的军医蒋彦永的名誉就是最好的例证。
前凤凰卫视全球新闻总监闾丘露薇说：“自前蒋彦永将SARS疫情的秘密泄漏给国际媒体后，造成国际媒体大肆报导后，他就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直到现在，我的朋友在肺炎疫情爆发后，试图要采访他，但发现他仍然被控制着，不准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这就是在中国说真话的下场。”
现任新闻学教授的闾丘露薇说，在中国这一场肺炎疫情中，缺的就是像蒋彦永的这样的人物。
据英国《卫报》的报导，退休军医蒋彦永自去年以来被当局软禁在家。他的妻子和朋友同时也披露，蒋彦永去年四月曾在北京的301医院接受一个多月的肺炎治疗，治疗期间，他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禁止其家人探望。而且，因为他容易情绪激动，所以被施加药物，导致现在记忆力严重丧失。
那或许也会是李文亮的悲惨下场，如果他还活着。
李文亮已然是中国言论控制下的牺牲者，而这样的牺牲者在中国大有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