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根据这样一种假设运作：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无论意识形态上存在何种分歧，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与英国这样差异巨大的国家，都基于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动采取相似的政策。
但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加上全球贸易战的爆发，已经逆转了这一进程。如今的流行词不再是全球化，而是“脱钩”(decoupling)。其基本含义是，出于经济和战略的综合考虑，各国政府将寻求减少对某些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美国人辩称，事实上，是中国开始这一脱钩过程的，而且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中国就开始阻止Facebook、谷歌(Google)等美国科技公司进入中国消费市场。但美国的最新举措（出于报复或者其他目的）已促使中国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华为及其他中国科技和工业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寻求在本土市场采购芯片和零部件。
对一些全球领先企业而言，脱钩造成的影响可能尤为严重。中国是苹果(Apple)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而苹果产品大部分都在中国生产。苹果的中国竞争对手华为一直在西方快速地扩张。华为手机还使用的是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如今将需要开发自己的应用和操作系统。
脱钩的动力来自政治人士和官僚，而非企业界，因此带来了关于治理的重大问题。由于脱钩完全是关于核心竞争力的重新国有化，许多关键决策将由各国政府、而非通过国际谈判或多边机构作出。但多边机构将希望参与管理这一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欧洲，许多关键决策可能要由欧盟(EU)做出。
美国已经拥有一套完善的审查外国投资的程序，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今年3月，该委员会曾以安全风险为由迫使中国所有者出售同性恋交友应用Grindr。（美国方面显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获得相关信息，以敲诈美国人。）
美国方面对间谍和潜在破坏活动的担忧与日俱增。安全领域的鹰派指出，恶意软件可能被植入进口的技术产品中，有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存储在云中的数据易于被间谍窃取是另一个问题，这导致决策者更加在意数据存储设施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担忧美国的间谍活动——尤其是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有能力获取美国科技巨头存储的信息之后。
所有这些导致脱钩的压力都给欧盟带来了耐人寻味的两难境地。与美国一样，欧洲国家也越来越担心一些中国投资的影响。包括英国、德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华为在本国基础设施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对欧洲港口——如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收购和管理也引发了担忧。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欧盟有必要作出协调统一的反应，并建立一个欧洲版CFIUS。明年，欧盟的一项外国直接投资(FDI)审查命令将生效。尽管还算不上一个完备的欧洲版CFIUS，但它确实奠定了一个基础，旨在让欧洲能够针对具有泛欧影响的敏感外国投资采取共同的应对方式。但欧洲也会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对中国投资日益苛刻的态度，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吸引投资和专业技能的机会，这些投资和技能本来是要流入大西洋彼岸的。
在所有这些投资和贸易政策重新国有化之际，国际机构将很难保持住自己的权力和实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早已陷入困境，原因是美国一直阻止其上诉法庭法官的任命。但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可能感到恐慌——以牙还牙的脱钩可能把它们全部拖入衰退。如果这方面的担忧加剧，国际规则和中立的仲裁机构可能重新受到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