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先生钧鉴：
随着2019年临近尾声，似乎应该反思一下过去一年“一国两制”原则所遭受的重创，并对一些误解加以澄清，这些误解造成香港持续的动荡，也让统一在台湾越来越不得人心。
你可能还记得，今年1月，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你强调中国致力于和平统一，并表示当按照“一国两制”的模式来加以落实——在香港遭到损害的正是这个制度，现在它深陷危机。在台湾，你的讲话再次引发许多人对大陆意图的恐惧与担忧。然后到了6月，香港爆发抗议活动。自那之后的六个月时间里，暴力逐渐升级，对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扰乱亦越来越大。
据政治分析人士和民调结果，香港发生的事情对于台湾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直接而明确的影响，不利于在下个月的总统大选中，对最终统一持更开放态度的候选人。岛内的看法是，香港人正在抵制内地在各个领域加强管控的做法，尤其是民主和法治方面。
其实，为了缓解香港民众的不满与恐慌，你在几件事情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对台湾亦如此。
香港人都知道，《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直至2047年。在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表示，这个政策“在50年内不变”。香港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这使人们普遍认为，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的存在时间就50年，到2047年，半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将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的统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间几乎过半，人们对未来愈发的恐惧与担忧，在年轻人身上尤其如此。香港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相当大的困惑，甚至一些资深的法官和律师都表示，现行的法律制度在2047年后必然会寿终正寝。
但最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前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言论。他说：“我并不认为，也看不到有需要在2047年后放弃‘一国两制’，前提是民主派人士及西方支持者不破坏这一原则。”他还说，“我们应该注意到香港已经被允许把土地年期超越2047年，今年卖的土地的年期将在2069年届满。”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确认“一国两制”的确没有最后期限，也许并不会消除人们的恐惧或让抗议运动平息，但它会是一个开始，是建立信任和迈向谈判的基础。的确，这样的承诺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不仅对香港民众如此，对外国投资者亦如此。
这还有助于化解香港人的另一个长期的心结，也就是对民主的渴望。正如基本法所言，最终目标是行政长官由一个有着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基本法还规定，最终达到立法会全体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产生办法要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
正如你所知，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了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但这个方案引发了“占中”运动，并最终遭到否决，因为泛民派反对提名程序由效忠北京的人士所主导。如果中国政府明确表示，2014年的决定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的一部分，未来在普选方面可以取得更多进展，那么可以想像，反对意见可能已经平息。如果2047年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终点，香港可以在这一天之后继续向民主迈进，情况就更是如此。
当然，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中央的指导下，香港领导人采取具体步骤建立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当局继续像眼下这样，拒绝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诉求”，那么他们就需要寻找其他的和平渠道听取民众的心声——假设政府真地寻求缓解并最终结束抗议活动的恶性循环。其中应包括：
一、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与新当选的区议员会面；
二、对香港政府进行改组，撤换表现不佳、支持率极低的官员；
三、委任民主派，也就是反对派成员加入咨询委员会，以反映更广泛的观点。
四、重组功能界别，使其更具代表性，比如取消公司/团体票，仅保留个人票。
如果不采取这些步骤，也许香港人就只能认定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见到民众每周涌上街头，希望见到更多激进的年轻示威者继续使用日趋极端和暴力的手段，而且没完没了——为了试图进一步加剧混乱和分裂，也许是在为以后采取更严厉的应对措施找理由。但这真的可以帮助到你的宏伟大业吗？
回到你希望统一台湾的雄心壮志上来，依我的理解，中国政府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只要统一，无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都没有必要变。香港和澳门的情况就是这样，台湾大抵也是如此。台湾人民经过几十年不断求索，民主得之不易，说服他们放弃，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中国政府的立场果真如此，台湾在“一国两制”制度下仍能保持民主，那么香港的民主问题似乎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政党不能主张分裂，中国的国家安全应该得到维护。（毕竟，清政府也不允许孙中山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不能容忍以香港为颠覆基地，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特例）如果台湾能够实行民主，那么从理论上来说，香港至少应该能够在当地发展民主，只要它不排斥中国的主权或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
更大的民主能给香港带来更为完善、更为稳定的治理。目前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当政府脱离人民，会发生什么。如果民众在政府的选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发生这种大失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但缺乏行政长官对香港民众的问责机制。
多年来，香港为内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很早就认识到它的价值。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它在香港边境止步，当时的英国根本无力抵挡，几年前它刚从日本占领者手中收复香港。但即使那样，中共意识到香港留在英国人手里，对中国的价值要比收回的价值大得多。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实用主义再次表现出来，当时尽管左派发动暴动、四处搞爆炸来驱逐英国人，但周恩来总理下令人民解放军不要跨过边界进入香港，维护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要在香港搞“一国两制”的原因，因此，尽管英国总督必须离开，英国国旗必须降下，但香港基本上保持不变，可以继续为祖国做贡献。
中共领导人应该牢记这段历史，认清香港今天的价值所在，对骚乱可以考虑再次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如果中国政府澄清关于2047年后香港将何去何从的立场，并接受港人在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希望当家作主的愿望，那么对你来说，就会是一个双赢局面：不仅在香港，在台湾也是如此。而眼下，在这两个值得珍视的地方，你正在失去民心。
秦家骢-Frank Ching现居香港，在《纽约时报》开始他的职业生涯，1979年创办了《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目前，他每周给媒体辛迪加撰写有关中国的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