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中国的执法人员决定抓捕小熊维尼怎么办？我们会不情愿地交出它吗？维尼，真的很抱歉，但中国这个市场很重要！
因曾有评论员尖酸地称小熊维尼跟身材肥胖的习近平主席相似，令它在中国的网络和影院被禁。但现在，习近平主席不仅想审查自己国家的信息，还想控制我们西方国家的讨论。
这就是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 在Twitter发表支持香港民主示威的言论在中国引发歇斯底里反应的背景。NBA在21世纪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它提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论点，就是双方建立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将价值观传到中国。但事实恰恰相反，共产党利用了NBA的贪婪，将自己的价值观传到了美国。
中国还迫使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威胁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为引用达赖喇嘛的话道歉。万豪酒店(Marriott)迫于中方压力，解雇了一名给支持藏独组织的推文“不当点赞”的员工。
当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欺凌自己的国民，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我们不应让他扼杀我们在自己国家的讨论。但是，请允许我先暂停抨击，来交代一个重要的背景。我们这些批评习近平的人也应该抱着谦逊的态度，承认现在北京的儿童死亡率比华盛顿的低；中国平均每周就建立一所新大学；跟上海的公立学校相比，我们的学校系统相形见绌。
没错，我们应该起来反抗中国的霸凌。中国关押了逾100万穆斯林，这可能是继犹太人大屠杀后基于宗教原因建立的最大规模的集中营，对此我们应该发声抗议。但我们也应该记得，中国让人民脱贫的速度超过史上任何国家。谈论中国的时候，同时考虑至少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总是有用的。
习近平对网络、宗教、香港示威者，甚至维尼熊的焦虑突出了他缺乏安全感。习近平好像害怕真实的信息会渗透到中国国内产生同温层效应，破坏和蔼可亲的“习大大”的形象，让宣传部门建立起的个人崇拜功亏一篑。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步骤，利用习近平的恐惧来换取筹码，也许还能稍微削弱中国的民族主义。
首先，把中国封锁国外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贸易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在关于中国和全球贸易的新书《分裂》(Schism)中，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解释了美国如何能与其他国家联手，按照世贸组织的协定提出这样的贸易诉讼。虽然贸易专家并没把握案子能成功，但值得一搏。
美国应迈出的第二步，是增加对互联网规避技术公司的投资，帮助中国的平民百姓翻越防火长城，阅读未经审查的新闻。美国每年会花费逾7亿美元向世界各地播放节目，其中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小地方，但在帮助封闭国家的国民获取自由网络方面，资金投入却很少。
曾负责这些项目的前副国务卿理查德·施滕格尔(Richard Stengel)跟我说，他大体认同美国应该往规避技术上投入更多资金。他说：“这符合美国价值观。我会支持。”另一些与我交流过的美国官员则担心此举会触怒习近平。对，不是不可能。事实上，也不一定有很多中国人想要访问国外的网络。毕竟他们也不常用包括无界浏览(Ultrasurf)及赛风(Psiphon)在内的翻墙工具（使用上有一定难度）。
这些担忧都合情合理，但更令我忧虑的是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共产党的教育系统和宣传机器所灌输的。我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得出，更加自由的信息流通最终可以解放思想和人民，如果这个过程能在中国展开，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是更加危险，需要更谨慎执行的第三步。美国的情报界应该搜集关于习近平家族的腐败情况，查出他们如何聚敛巨大财富。一旦中国有残酷镇压香港示威或攻击台湾的迹象，就让信息泄漏出去。这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这个筹码。
我很爱中国，也坚信应该跟它打交道。我们应该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在气候变化及贩毒等各问题上合作。但当习近平压制的不仅是中国的言论自由，还有美国的自由讨论时，我们就应该反击。不然，如果美国公司继续低头，有一天或许“习大大”会来敲门，严厉要求我们交出小熊维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