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穿着黑色T恤，挥舞拳头，走在香港闷热的街道上，站在每一场游行的前线。他们通过加密的信息群组织起来，在集会上分发头盔和护目镜。当警察向他们发射催泪瓦斯时，他们追上释放着烟雾的瓦斯罐，用水浇灭它们。
在本月令香港陷入政治危机的抗议活动中，香港青年充当了先锋，抗议活动包括周日的一场可能是香港史上最大的集会。组织者称，香港700万居民中有近200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他们呼吁政府撤销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立法提案。
对于许多涌上街头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这个问题比引渡本身要重要得多。在他们看来，他们正在为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某种表面上的自治而进行一场“最后的战斗”。“引渡法案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威胁，”17岁的高中生扎克·何(Zach Ho)说。“一旦法案通过，我们的法治将受到无法修复的破坏。”
他们这一代人没有在英国统治下生活的记忆，但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一种担忧，即中共——以及大量涌入的中国大陆人——会改变香港以及他们心目中香港的特别之处。这种担忧源于反对派议员被罢免，多人在香港失踪后被关押在大陆，以及就业和住房的竞争在这个日益不平等的城市不断加剧。许多年轻的抗议者认为，引渡法案损害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与北京影响之间的最后一道隔离带。
近年来，香港青年的维权活动有所减弱。2014年，要求直接参与香港特首选举的抗议活动以失败告终。这场后来被称为“雨伞运动”或“占中”的运动中最知名的领导者被判入狱，他们的年轻支持者们陷入悲哀的幻灭。
但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推动的引渡立法，让年轻人重新活跃起来。居民们表示担心北京会利用新的引渡权，将异见者和其他与大陆共产党官员发生冲突的人作为目标。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梁耀霆表示，推动雨伞运动的年轻人为争取普选权而奋斗。但是他说，关于引渡法案的战斗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与老一辈人相比，香港年轻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拥有独特的香港人身份，而不是中国人的身份。北京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适得其反：2012年，当政府试图在学校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时，年轻人发起了抗议。
这是这一代人政治觉醒的开始，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政府时承诺的公民自由受到侵蚀，政治觉醒也在加速。长期以来，这些自由一直将香港与大陆区分开，随着这些自由开始受到冲击，年轻人说，他们感觉到了更大的威胁。
最突出的莫过于黄之锋(Joshua Wong)，在五年前的雨伞抗议活动中，当时17岁的他成了青年运动的代言人。（获刑两个月的黄之锋在服刑一个月后于周一获释。）至少有部分原因是恐惧。“谁会愿意以公开接受六年监禁作为抗议活动的奖励？”支持民主的香港立法会委员毛孟静(Claudia Mo)表示。她指的是香港维权人士梁天琦(Edward Leung)去年因在2016年抗议者与警方的冲突中起到的作用而被判刑。
相反，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口口相传和Telegram等安全通讯应用，在幕后传播有关抗议和其他公民不服从行动的信息。周一，学生们在香港添马公园参加罢工。
结果是一周前的周日，大批高中生和大学生参加了基本上和平的游行，周三还占领了立法会外的一条路。医学院学生和其他志愿者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提供急救和免费物资。“他们在损害我们的未来，为什么？”周三，刚从大学毕业的特伦斯·梁(Terrence Leung)在谈到支持引渡法案的亲北京议员时说，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穿着黑色T恤，戴着口罩参加了示威活动。
但在两次抗议中，一些年轻的示威者对当局发起武力挑战。示威者试图用武力占领立法会外的区域，在周三的示威中，还试图冲击立法会大楼，他们推倒金属栅栏，向防暴警察投掷砖头、瓶子和棍棒。警方用胡椒喷雾和警棍回应。周三，警方发射了150罐催泪瓦斯，几十年来首次发射了橡皮子弹。警察殴打抗议者和发射催泪瓦斯的视频引发了整个城市的广泛谴责。
而面对抵制的声音，林郑月娥将自己的回应比作一个母亲在对付任性的孩子，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情绪。在大律师黄瑞红(Linda Wong)组织的一场女性集会中，与会者表示她们作为母亲不认同警方对待年轻抗议者的方式，也不同意林郑月娥的比喻。
“他们出来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香港更大的理想，”黄瑞红说。“一个好母亲应该倾听孩子的心声，但是林郑月娥显然拒绝这么做。”周日的群众集会。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口口相传和Telegram等安全通讯应用，传播有关抗议和其他公民不服从行动的信息。
周日的群众集会。组织者通过社交媒体、口口相传和Telegram等安全通讯应用，传播有关抗议和其他公民不服从行动的信息。 警方于周一表示，自周三的事件以来，已有32人被捕，其中五人是因暴乱。
学生会会长梁耀霆在谈到被起诉的可能时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害怕。”
另一个风险是，这场运动群龙无首的性质，增加了更多流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分析人士说，如果示威演变成暴力，当局就有了一个方便的借口来起诉年轻的抗议者，诋毁他们是激进分子，或者对他们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如果我是他们，我会谨慎行事，乘胜追击不要过了头，”研究雨伞运动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家杨安卓(Andrew Junker)表示。面对周日的又一场大规模抗议，林郑月娥公开对引渡法案引发了如此之大的愤怒表示道歉。她在之前一天承诺无限期搁置该计划，但不会撤销。
她的道歉被认为太少也太迟，尤其激怒了年轻的抗议者，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林郑月娥似乎对100多万名示威者的担忧充耳不闻。“有时候我自己想，是不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我们还能做什么呢？”16岁的高中生苏晓青（So Hiu-ching，音）说。周一上午，她参加了在政府大楼附近一个公园举行的学生罢课。
“我回家后哭了一场，”她说，“但是哭完之后，我必须站起来，努力团结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