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晚，一阵砰砰枪声突起，打破北京城夏夜的平静，闻者的心脏无不砰砰加速。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一队人员飞奔到使馆大楼前的院子，把正在搭帐篷露营、一脸惊诧的孩子们转移到室内内。“完全出于巧合，当晚使馆计划了一项向使馆人员家属开放的童军活动，”当年的使馆政治部官员祈锦慕（James Keith）对BBC中文披露。原本是学习野外生存技巧的活动，竟差点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体验。
次日，使馆外再次响起砰砰声，但 这次并非枪声，而是抗议学生慌忙逃离广场、赶到美使馆要求避难的敲门声。时隔三十年，当时的情景在祈锦慕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经过诸多考量，使馆最终决定将这些学生拒之门外。“对于我来说，这是八九学运期间一连串艰难抉择中最难的一个，”祈锦慕说。
“艰难抉择”
“八九”学生运动，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之死而起。学生的悼念行动逐渐发展为表达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反对腐败，控制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等的诉求。持续近两个月，席卷全国学运，终结于军人的武力血腥清场。6月3日夜晚至4日凌晨，枪声与喧哗声响彻北京城。从此，“六四”这个原本平凡无奇的日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节点，至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可言说的敏感词。
在六四屠杀后，当抗议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要求避难时，使馆决定不予收容。
“我们尝试向他们解释，使馆犹如汪洋中的一个小岛，如果我们让他们进门，这并非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最终可能还是要把他们交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更大的风险。”
祈锦慕说，出于人道主义美国应该帮助这些学生，但鉴于学生和使馆面临的风险，使馆没有这样做。“如果使馆被当做反击目标，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影响将很大。”
1989年是祈锦慕31年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头几年，其后，他成为美国国务院与白宫的对华政策重要推手，曾是主管中国事务的的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安会主任。
唯一的例外是方励之一家。祈锦慕解释说，他有受到特殊保护的必要。
方励之被六四学生领袖称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启蒙者，当年则被当局称为幕后黑手。老布什总统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曾邀请方励之夫妇赴宴，但他们在路上被警察拦下。六四之后，方励之夫妇与次子在使馆内避难一年，才在北京的默许下离境。
学运被镇压后，美国一边强烈谴责暴力、断绝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另一边先后派出两位特使访华，维系中美关系。在一年后，美国无条件延续了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政府在六四后的对华政策因此被批评过于软弱。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施大伟（David Shear）说，六四之后，美国本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施压和实施制裁。“制裁可以维持更久，或是对最惠国待遇增加附加条件。”当年，施大伟是使馆政治部的二秘，负责汇报中国内政。之后，他曾担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在奥巴马时期是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
祈锦慕则指出，当时摆在美国面前，是短期和长期国家利益的冲突。美国一方面要谴责北京的暴行、捍卫人权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要思考日后如何跟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相处，才能持续对华施加影响。
“中国不会消失，我们需要找到跟中国交流的方法，” 祈锦慕说，“每个国家都只能找个不完美的平衡。”
“我们全变成了中国政治记者”
施大伟说他当时几乎每天都在北京街头，近距离观察抗议。
“使馆人员原本各有分工，但在那个春天，没有人在做他们的日常工作，”祈锦慕回忆说，“我们渐渐全都变成了报道中国政治的记者，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采访。”
“当时示威者觉得他们的请求是合理的，政府不会镇压他们，”祈锦慕回忆说。
施大伟两度跟随抗议学生从北京大学一路游行至广场，过程中采访他们：为什么上街？你的朋友们也参与抗议吗？你的家人支持你吗？你觉得会达到什么成果？
“我谨慎小心地选择采访对象，确保对方知道我是美国外交官，从而能权衡利弊决定是否与我交流。”施大伟有意与学生领袖保持距离，避免制造美国大使馆与学生领袖合谋的误解。“我不想增加他们的风险。”
从诸多采访中，他得到的印象是，学生要求共产党的执政更透明、民主，“我并不感觉到他们想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
6月2日整夜、3日白天，施大伟都在街头收集情报。到了3日下午，他决定返回使馆歇息一下。在使馆区附近的建国门外，一队武装解放军出现在他眼前，他意识到，在这样一触即发的情势下，补眠是不可能的了。
3日晚到4日凌晨，施大伟和祈锦慕都身在使馆内，一方面，几乎不间断地向华盛顿报告更新信息；另一方面，与还在外头的同事保持联系。
是否允许使馆人员在外面继续观察，是当时的另外一个艰难抉择。
“就像记者一样，我们需要目击现场，我们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祈锦慕说。最终让部分人员留在街头，但与使馆保有紧密联系。
“大使请不执行报告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在家中。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使馆人员会告知他们遇到的美国人尽快离开。”4日凌晨3点，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写道。
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在街头目睹的血腥场景，被记录在4日早上6时发出的外交电报中，第一时间回报给华盛顿。“我们没有死伤者的确切数字……我们预期最终死伤人数将很高。”
在6月4日天亮后，使馆人员根据美国公民此前的住址登记，在北京街头找到他们，协助其前往机场，转移了数百名美国人。
这些美国侨民“震惊、沮丧、失望，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地步，”施大伟说。
这两名前外交官表示，更早地呼吁美国人离境、疏散使馆家属，或许会更明智的决定，但在当时并非简单的决断。
6月7日，美国驻华使馆家属楼遭遇枪击。
“我们听见了枪声，但是不知道子弹从哪来的，”祈锦慕记得，当时他正在使馆区大楼开会，听到枪响后赶紧跑到临近另一座大楼。霎时间，外交官们人心惶惶，担忧家人的安危。
后来证实，没有使馆人员及家属中弹，但其中不乏惊险的场景。子弹从一个站在窗边的外交官头上呼啸而过，还有的差点击中外交官的子女。如果事件中有人员伤亡，估计将是后果不堪设想的外交风波。几天后，大使李洁明命令使馆人员家属撤离。
“如果共产党被逼到墙角……”
根据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密电，在四月中旬，美国的判断是中共领导层会按兵不动，静待学生运动散去。
1989年4月19日从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的报告称：“我们相信，领导层作出了策略性地决定，只要学生们不诉诸暴力、不直接攻击党，将允许学生们在广场宣泄情绪。”
电报还写道，中国领导层可能希望游行学生最终耗尽精力、退出运动。这封电报的署名是时任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该职位数日后由李洁明接任。但BBC没能独立证明这些密电的真实性。
“我们原不认为胡耀邦的去世本身意味着中国的不稳定性会增加，但很明显，在胡去世之后，学生们抓住葬礼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政策发展方向的不满，”施大伟回忆说。
随着运动的推进，美国外交官拼凑蛛丝马迹，尽管还有许多摸不清的细节，一个基本结论越来越明晰：中共高层存在权力斗争，武力镇压的选项真实存在。
“国际观察者的共识是，这（抗议运动）不是中共会容忍的事，这不会有一个好结果，”祈锦慕说，“让我们震惊的是运动持续了很久，发展得很深入，我们本以为它会更早行动。”
发表在《人民日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426”社论，揭露内部斗争的冰山一角。
“这篇社论是一个强烈信号：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不稳，”施大伟说。到了四月底，使馆的判断是：如果抗议持续、共产党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他们会使用暴力镇压。
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抗议者当时占领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还试图拦截车队。
“戈尔巴乔夫到访时，当局无法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他，很明显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耻辱。”祈锦慕看来，戈氏的访问是学潮的重要转折点，政府决心要夺回对北京街头的控制。
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劝说学生离场。5月20日，北京开始实施戒严。使馆发出的外交电报指出，《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赵紫阳的照片、使用了赵作为党总书记的官方头衔，还有报道暗示戒严未能控制北京局势，说明李鹏一派还未能完全掌控官媒。
在6月3日晚上使馆发出的电报写道，10到15万穿有防护装备的武装军人进入北京，紧张气氛跃然纸上。
“大量有防护装备的军人携带着自动武器，这意味着使用武力的选项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
六四镇压之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把工作重点放在街头采访的一大原因是，使馆与中国政府的沟通渠道已形同虚设。
“政府联系人能告诉我们的事情越来越少，”祈锦慕说，外交部资深官员也并不清楚中共高层的具体权力斗争，当时外交部的运作并不正常，没人办公，甚至连大门都是关着的。“连靠近门口都没办法，外面有森严的守卫。”
维基解密公开了两则1989年5月22日发自美国驻华使馆的通讯，其中描述了当时北京街头的景象。
解放军未见踪影，示威人群中弥漫着胜利的气氛。“学生们渴望与外国人交谈，三名学生分别对（美国使馆）政治部官员表示，美国对学生的支持不够强烈，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外交电报写道。
祈锦慕和施大伟说，美国使馆从未停止向中国外交部表达对诉诸暴力的忧虑，直在6月3日晚上，还尝试与外交部官员接触。而在华盛顿，美方也向当时访美的人大委员长万里清楚表达这一态度。
共产党高层情势不透明，美方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美国的警告对中共影响甚微……两名前驻华外交官在回顾六四前美国的决策时，不约而同地表示。
“我不认为美国当年能阻止暴力镇压，”施大伟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他说，在镇压前后，总统老布什和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都向北京明确表达过暴力镇压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后果。
“这不是美方警告不够强烈的问题。而是当时这些话根本没有听众，中国整个政治机器都向外人关闭了。” 祈锦慕说：“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外国的意见不会起任何作用。”
六四体现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坚决而残酷”
在1989年夏天，美国驻华使馆正值人员轮换之际，施大伟和祈锦慕后来都相继离开了北京。直至奥巴马政府期间，两人一直活跃在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圈核心。
目击六四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我不认为六四改变了我的判断，只是加强了我对中国的认知，”祈锦慕说，中国共产党对稳定的诉求是“坚决而残酷的”，并且不会执行苏联式的政治改革。在政治上，中国只会开放足够的程度，以获取经济增长。而市场经济与威权政府的角力，如今仍在持续。
施大伟说，共产党比他此前想象得更有韧性，可以挺过六四后而继续掌权。
“我从不相信共产党会自我改革，革去自身的权力，”施大伟也说，六四加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不自由”的一贯认知。“我从来都不相信，只要中国更融入国际体系，就能变成民主国家。”
时隔三十年，施大伟仍然清晰记得一个场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与自由女神像相似的民主女神像。近年，他重返天安门广场，留意到最明显的变化是：监控镜头变多了。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中共不容许六四在此重演，民主与自由仍然未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