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算是不点名地回应美国官员有关美中竞争是不同文明及不同意识形态争斗的说法。美中竞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文明？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体系？还是地缘政治？抑或兼而有之？
美中冲突的根源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的对立
在习近平讲话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4月底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中国与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识形态冲突。斯金纳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斯金纳还说，“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非高加索人种的竞争对手。”
范亚伦（ 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曾担任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在斯金纳讲话不久后，5月初在国会众议院一个有关美国对华战略的听证会上特别强调，美中之间的摩擦和竞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文明造成的。而是共产党的本质以及两个不同的政治体系造成的。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美中确实属于不同的文明，但是，并非是文明的不同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竞争，更深层的原因是两国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
他说： “更深层的（原因）不是文明，而是意识形态和这个政权的性质。 文明是持久的，是不能改变的，或者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改变。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却可以改变。中国和美国的摩擦的根源更多的是，可以说特别是，与共产党政权的性质以及对民众追求普世价值的害怕有关，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属性的东西。”
他说，美中竞争与美国和前苏联在冷战中的竞争一样，是有关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以及传统的实力政治的。
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不同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锐生（Steve Tsa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是西方民主体系和共产党专制体系之间的冲突。他还特别强调，一定不能把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等同于中华文明的价值观。
他说：“我们真正在谈的是一个民主的体系以及所有与之相关联的价值观和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让威权主义感到安全的体系的对立 。”
曾锐生解释说，如果真的要谈中华文明，至少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孔子的教义。他说，孔子并没有教中国人反对人权、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等所有这些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国家承继的价值观。相反，孔子的教导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春秋大义”，也就是在历史的评判下，做正确的事。因此，曾锐生说，孔子可以说对人权、个人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讨论是中立的，从这点上看，至少与西方价值观是兼容的。
曾锐生说，将美中竞争定义为文明冲突的一个危险就是这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立起来了。而这实际上，这只是两种不同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冲突。
曾锐生强调说，一定不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弄混淆。他说，中国人参与起草“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就很好地说明人权、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并非被中华文明所排斥。
“二战”后，中国代表张彭春（P.C.Chang）作为特别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参与起草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说，“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他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美中竞争的根源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美中之间力量的改变令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国。中国对高科技威权的接纳令人有理由担心，一个崛起的中国最终会引发威权主义的兴起，不仅在中国也可能在全球。”
习近平谈文明之间不应和不会发生冲突是“一石二鸟”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说，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不同文明的交流应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自认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并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做法是愚蠢和灾难性的。范亚伦认为，习近平这样的说法达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同时对中国国内和国际观众发出了不同的讯息。
范亚伦说：“他这是在对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听起来不是很熟悉状况的一种说法作出回应……，习近平在说，不、不，我们不赞成这样的想法。只是美国的极端人士才会这么想。不必要这样。他这是希望吸引国际观众。面对内部，这个信息或是宣传强调了文明之间的深刻不同，正好说明西方文明，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属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说并不合适。”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院长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认为，习近平强调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是想避开有关哪种文明更优越的争斗。
他说：“我想，中国人是想强调，这不是他们的野心，他们不追求文明的优越，也不接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们不是在为霸权在争夺。现在只是市场准入、贸易这些问题，而不是戏剧性的种族争斗。”
布朗说，中国人知道，如果两国陷入种族争斗的话，冲突会很快蔓延到其他领域，并升级，也会为美国人所说的“中国不仅仅是我们经济上的竞争者”找到了理由……这会更危险。
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识形态将不再是全球冲突的驱动力。文化、宗教以及自身认同将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就包括欧洲以及北美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以及中国的许多亚洲邻国组成的中华文明。
台湾和日本证明亚洲或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并不冲突
作为亨廷顿学生的范亚伦说，亨廷顿有关“文明的冲突”预言并不一定正确。他说，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说: “就像美国和日本现在的合作关系。二战后，也有人说，日本属于不同的文明，永远不可能与西方合作。我们不应该让日本重建等等。这很显然是不正确的。随着日本的发展，民主制度的确立，日本成了西方社会和国际体系中的一员。”
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慢慢发展成民主国家，美中之间就不会有今天的强烈的敌意。
他说，西方文明和民主体制被东亚文明接受，甚至中华文明中发展的很好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台湾。他解释说，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中华文明，但是却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制。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锐生也认为台湾民主化很好地证明亨廷顿的预言错了。
他说：“如果亨廷顿是对的，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台湾的民主与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一样，甚至可以说，比欧盟的一些国家更为民主。”
美中不同的政治体制将加大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范亚伦还认为，美中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使得美中之间传统大国之间的竞争更加复杂化，从而加大了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
他解释说：“两国间的相互不信任。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美国试图削弱和破坏或是推翻它的体制。这是很深的不信任。而在美国和西方，有一种倾向是不信任任何一个压制性政府，一个不推行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府。这些根深蒂固不同造成了不信任，使得在处理物质利益的时候更难。这加大了‘实力政治’的争斗。”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2017年在自己的著作《注定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中提出的。
美中的“例外主义”也会增加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风险
艾利森也认为两国对国家、政府、经济、个人的角色、国家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会让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加大。不同的是，他把上述的不同都归结为两国不同的文明造成的。
他在2017年的一篇《美国和中国，如何管理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中说，美国人把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存在的邪恶，倾向暴虐和滥权，需要对此加以限制，而中国人则把政府看作必要存在的好事。是保障秩序和防止混乱的根本支柱。
他又说，中国文化不欢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美国人衡量社会好坏的标准是它如何保护了个人的权利以及如何促进个人的自由，而中国人则把秩序看作是最高的价值。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是所有人遵从孔子的教义，接受等级的存在，知道自己的位置。
在对待秩序和自由方面，艾利森说，中国人认为秩序来自等级制度，而美国人认为个人自由将打破等级制度，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自由会引发混乱。
艾利森在文中特别提到美中文明中的例外主义。他说：两国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两国都有自己的文明更优越的情节，都认为自己是“例外主义”，无人能超越。
艾利森在文中援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话说，美国人的这种优越感让美国人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李光耀说：“被一个长期被鄙视、被轻视、被视为颓废、羸弱、腐败以及无能的一个亚洲民族，不是在全球，仅在西太平洋被取代，对美国人来说，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
艾利森说，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深深为自己的文明成就感到骄傲，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次在自己的讲话中和自己的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谈到中国文明的独特和优越。
用“文明的冲突”定义美中竞争不利于美国赢得竞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告诉美国之音，用“文明的冲突”来定义美中竞争是错误的。他在不久前在彭博通讯社发表专栏文章说，“‘文明的冲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不应该有任何位置”，因为这并不利于美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他说，这样的做法首先让美国失去了道德高地。他说，美国一直以来强调民主价值观和人权并不是西方特有的思想，而是普世的价值，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能从其民众那里剥夺的。他说，虽然在实行过程中，美国也曾选择性的应用，但是，这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所在，使得美国成为全世界被专制政权压制的民众向往的地方。他说，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说法也是美国针对威权政府的有利的意识形态的武器，在美苏冷战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而强调两国文明的不同正中中国政府下怀。布兰兹说，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强调文明的不同，并把它当成威权政府的一种保护手段。北京长期以来以西方的民主和个人权益与中国独特的文明无法兼容为理由，拒绝开放政治体系，并粗暴地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
布兰兹认为，强调文明的不同在地缘政治上也很危险。北京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是，世界应该按文明来划分。 亚洲人应该比美国人拥有更多共同的东西，而亚洲应该有亚洲人来管理。这就意味着美国应该允许中国主导亚太地区。他说，“文明的冲突”从知识层面实为中国将美国赶出亚洲所作的所有努力提供了基础，比如，破坏亚洲盟友、建立自己的军队，在邻国间编织一个经济上依赖中国的网络等等。
布兰兹告诉美国之音，美国需要与广泛的国家一起合作，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也不管什么文化，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
裴敏欣是美国著名华裔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他最近也撰文说，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用文明的冲突来表述美中关系是愚蠢的， 也是危险的。面对一党专政的中国的崛起，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来捍卫自由的体系，而不是强调高加索或是非高加索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