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宽慰的是我早先的一篇专栏现在看起来倒是有些先见之明。这篇写于2010年的专栏标题是“为什么中美冲突不可避免”(Why America and China will clash)。文章指出，中国未能实现民主化以及美国日益盛行的保护主义是美国国内“制造强烈反华情绪的配方”。
这种预言得到证实的愉悦感使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作为“先知”的生涯。专栏作家的工作之一就是作出预测。如果你每周至少写一篇专栏而且坚持了很多年，你注定会预言对一些事情——就如同一只不断向标靶投飞镖的猴子一定会偶尔命中靶心。
然而，（很可能）与猴子不同的是，专栏作家往往根据一些基本理念和直觉进行预测。那么，我的基本理念和直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让我作出预测的？
我的指导理念之一是合理尊重民族主义的力量。我认为这一信念很大程度上源于我2001年至2005年在布鲁塞尔做记者时期，当时我已经确信，欧盟(EU)的超国家理念与许多普通欧洲人更以国家为基础的忠诚相悖。
对民族主义力量的笃信支撑着我作为专栏作家所作的许多预测。其中被证实的一项预测是我在2016年3月对三个月后的英国退欧公投作出的预测：决定退出欧盟。我也始终不相信德国会同意建立一个转移支付联盟，让德国纳税人的钱更不受限制地撒向欧洲其他地区（而且与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许多同事不同，我认为这种不情愿完全合理）。
另一方面，有时我高估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我在2015年年终预测，难民危机将导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2016年被迫下台。但这一幕并未出现，尽管默克尔时代现在终于行将结束，部分原因正是难民流入造成的后果。
我文章的第二个主导理念，是坚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世界政治的转折点。2010年，我出版了一本名为《零和世界》(Zero-Sum World)的书，指出围绕经济全球化“双赢”逻辑构建的国际体系现在将让位于基于零和逻辑的体系，从而引发一股抵制全球化的潮流和大国竞争的回归。
一段时间以来，这一信念促使我对保护主义的复苏和民族主义在全球的兴起作出了过度悲观的预测。但我的悲观预测得到了应验——尤其是在过去两年。标志性事件包括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但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全球现象——在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雅伊尔•博尔索纳洛(Jair Bolsonaro)领导的巴西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罗斯都可以见到。
如果说我有过什么错误的话，我觉得，当我抛弃习惯性的悲观主义并尝试从乐观的角度思考时，更大的判断错误就出现了。在今年初的一篇专栏中，我认为2018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出现积极的变化。结果大错特错。由于盲目乐观，我还预测英格兰将赢得世界杯。又错了。再往前追溯，我同样没预料到俄罗斯会在2008年和2014年分别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起侵略行动，还猜测克里姆林宫会更加“理性”行事。
相比之下，设想最坏结果通常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策略。2015年11月，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一年前、特朗普一场党内初选还未赢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专栏敦促读者认真对待特朗普、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分别当选美国和法国总统的可能性。当然，勒庞未获成功。但特朗普的确顺利入主了白宫。（以防你没注意到这点）。我长期以来对爆发贸易战的预测（在英国《金融时报》对2018年的年终预测中重申过）最终也得到了证实。
在2019年，我将密切关注另一项预测的结果。虽然我预计到了英国人会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但这并不意味着退欧决定必然会被执行。实际上，在2016年6月英国举行退欧公投后的第三天，我写了一篇题为“英国脱欧仍有回旋余地”(I do not think that Brexit will happen)的专栏。因为常驻布鲁塞尔的经历告诉我，尴尬的公投结果通常会在第二次公投中被推翻。
现在看来，英国的确越来越有可能将举行第二次退欧公投。但另一方面，我的“先知”职业生涯中的大量教训似乎表明，基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力量所作出的悲观预测往往会应验。我实在没法让自己预测英国再次投票的结果还将是退欧。即使“先知”也有个人情感。但我的分析逻辑表明，如果英国举行第二次公投，这的确就是将会出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