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的艺术描绘，传统上被视作西方的专利，并且明显缺乏多样性。不过，新地方、新作者，正在以他们的角度描绘未来。近些年里，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一片繁荣，有刘慈欣的《三体》等一批醒目之作。自从大片《黑豹》（Black Panther）上映以来，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也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科幻小说正在蓬勃发展。
“科幻小说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全球现象，”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从事中国科幻与文学研究的副教授宋明炜说。“这是该文学体裁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因为它超越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在这个类型中占有的主导地位。”
这场新运动范围广泛，从19世纪的俄罗斯科幻小说，到植根于黑人受压迫经历的非洲未来主义，无所不包。它既有关于革命历史和外星人的中国科幻作品，也有关于移民和自由贸易的墨西哥未来主义电影。
“目前，最有意思的科幻小说来自非传统的地方，”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专门研究全球科幻小说的副教授班纳吉（Anindita Banerjee）说。“中国或者非洲等地方正在传播他们的声音——但在今天的繁荣之前，这种现象也有着更为悠远的历史。”
颠覆性的小说
目前，刘慈欣、郝景芳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了英文翻译，中国科幻小说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然而，在他们之前，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短。
这个文学类型在中国经历了三次浪潮：一次是1902年，帝制在中国结束之后；一次是1949年中国革命之后；目前的这个“新浪潮”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以飞速发展的模式向前推进。“在90年代，冒出新一代作家，在他们当中，刘慈欣是最重要的一位，”宋明炜说。
《三体》首版于2006年，刘慈欣被视为推动中国科幻小说进入主流的功臣。2014年，它被翻译成英语，一年后，获得了科幻小说界的奥斯卡——雨果奖。故事讲述了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在“文革”期间参与政府秘密研究，无意间把外星人招到地球的故事。
《流浪地球》预计于2019年2月上映，讲述的是科学家发现太阳将把地球烧成灰烬后，宇航员为人类寻找新行星的故事
中国的科幻小说被视为对这个国家崛起和快速现代化的反映，在西方也变得越来越流行。但这个文学类型也涉及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往往表现出现实中黑暗的、不可见的面向。在刘慈欣的作品中，这通常意味着平行现实和具有挑战性的物理状态。但反过来，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则展现出一个等级森严的未来北京，这里大地翻转，给三个社会阶层提供数量不一的日照时间。
“这一波新的科幻小说，具有黑暗和颠覆性的一面，所描述的要么是现实的隐形维度，要么是用国家梦想话语去支配现实的荒谬性，”宋明炜说。
《三体》和中国科幻小说往往含有争议性的主题。例如，《三体》一开场，就描绘了主人公的父亲在“文革”最乱的时候被批斗致死。
“我总是对这个文学类别的持续繁荣感到惊讶，”宋明炜说。“其中一些作品非常具有颠覆性和挑衅性。但到目前为止，它们还没有受到审查。为什么会持续发展，我的观点是，那是因为它们不是抗议文学。这是一种运用想象力探索未知现实的文学体裁，但没有直接挑战中国政府。”这些看不见的现实是关键。他说：“科幻小说描绘了中国现实中隐形的部分，在中国崛起的光辉形象背后。”
让隐形显形
另一种着眼于隐形现实的艺术形式，就是非洲未来主义。“从《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到《杰森一家》(The Jetsons)，对未来的描绘往往非常‘白’，有色人种经常缺失不见。”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非洲未来主义的副教授莫里斯（Susana Morris）说。“非洲未来主义重新设想了以黑人为中心的未来主义是怎样的风景。”
非洲未来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短篇小说《彗星》（The Comet）。在这部作品里，除了一名黑人男子和一名白人女子，所有人类都被杀害了。非洲未来主义最著名的例子，是2018年的超级英雄电影《黑豹》，它讲述的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非洲国家瓦坎达（Wakanda）。这个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展，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源——振金（Vibranium）。这为此部电影和科茨（Ta-Nehisi Coates）的同主题漫画，提供了一个描绘未来主义黑人社会的场景。
然而，非洲未来主义并不局限于超级英雄。“人们通常认为非洲未来主义是一个文学类型，其实它是一种文化运动。它不仅仅是黑人科幻小说。它是流散在海外的黑人思考我们的过去与未来的一种方式，”莫里斯说。因此，非洲未来主义包括小说、电影、艺术和时尚（莫里斯注意到歌手碧昂斯偶尔会使用非洲未来主义的意象）等支流。
欧柯拉福以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为背景写了一个漫威故事，另外，HBO正在改编她2010年的小说《谁害怕死亡》（Who fear Death），由《权力的游戏》作者马丁（George R R Martin）担任执行监制。
在文学领域，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欧柯拉福（Nnedi Okorafor）的《宾蒂》（Binti）脱颖而出。这本2015年的作品，描绘了在距今1000年的未来，一个以纳米比亚欣巴人为原型的非洲部落。他们是一个高度发达又与世隔绝的群体，在书中，他们的一位高等数学专家被送到一所星际大学，故事在那里展开。莫里斯说：“这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与创新的伟大故事。”
非洲未来主义并不是一种与特定国家或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类型，而是由世界各地的黑人所实践，用莫里斯的话说，他们流散在海外。对于这些散居海外的人而言，与传统的互动非常重要。莫里斯提到了三佛卡（Sanfoka）——那是加纳阿肯人的象征，通常的形象是一只一边向前飞一边向后看的鸟。“非洲未来主义揭示了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它位于海外移民的内心深处，”莫里斯说。“向前走的时候，会回头看。”
太空中的布尔什维克
俄罗斯和东欧的科幻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它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幻作家，像俄罗斯作家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代表作包括《我们》（We，1924年）；波兰作家莱姆（Stanislaw Lem），他对美国的科幻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像早期的布尔什维克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也写过科幻小说，他1908年的小说《红星》（Red Star），描绘了一个住的全是社会主义者的火星。
波格丹诺夫写过一本《红星》，讲的是苏俄一群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跑到火星参观那里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造卫星的上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一颗绕地球运行的卫星，引发了科幻小说的热潮，并导致对旧科幻作品的重新发现。之前苏联社会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现实主义的压制，但随着人造卫星的发射，它一跃进入了未来主义。班纳吉援引德波大学（DePauw University）的科幻专家奇切里-罗内（Istvan Csicsery-Ronay）的话说，这在苏联引起了“日常生活的科幻化”。
这甚至延伸到了电影领域。1972年，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拍摄电影《索拉里斯星》（Solaris），被誉为是《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的翻版；而塔科夫斯基的另一部电影《潜行者》（Stalker），改编自1971年的小说《路边野餐》（The Roadside Picnic），它描写了穿越一个神秘的核荒地的经历。有意思的是，又过了几十年，它启发了今天乌克兰的一款电子游戏系列S.T.A.L.K.E.R.
俄罗斯的经验，尤其是苏联时期的经验，与当前非西方科幻小说的兴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班纳吉来说，这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在印度东部的一个煤矿之乡长大，”她说。“这个地方的文化资源比较匮乏，但能看到一套译自俄语的科幻书，价格也不贵。太空竞赛见证了苏联科幻小说创作的复兴，加之他们经典的科幻小说，都在亚非拉国家得到译介和广泛传播。甚至来到了印度农村。”
借由这样一个途径，俄罗斯的科幻小说成为了一种新的全球科幻小说的孵化器。“在刘慈欣的作品中，你能看到苏联科幻小说的影子，”班纳吉说。
从西方到其他地方
科幻小说在全球的兴起，对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类型的演变提出了质疑。过去，它被视为以西方为中心，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传统观点认为，科幻小说的传播与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平行的，”班纳吉说。“因此，它应该是从西方走向其他地方，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最早就是在那里产生的。现在，这种观点正面临挑战，我们正在思考西方以外发生了什么。”
不是所有非西方科幻小说都是政治性的，但想像另类的未来可以成为动员和行动的工具。“我们在一些来自亚非拉的科幻小说中发现，人们认识到，一种普世的、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班纳吉说。她以2008年的墨西哥科幻影片《睡眠经销商》（Sleep Dealer）为例，该片描绘了一种未来：美国关闭了与墨西哥的边境，但墨西哥人远程控制代替他们在美国境内劳动的机器人。这部电影以未来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自由贸易和移民等问题。
在《睡眠经销商》里，墨西哥工人被接入一个网络，同时控制在美国的机器人从事非技术劳动：一旦机器人耗尽能量，就会遭到抛弃。
但除了关于反抗的全球性反思之外，非西方科幻小说还利用了一种全球意识，帮它征服本土之外的受众。“中国的科幻小说不仅仅吸引了中国人，”宋明炜说，“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比如人类的生存，以及如何在极端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些都是当下世界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