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衰退开始时踏入职场的人，是否在衰退本身过去之后仍然处于劣势？这种时机因素是否对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
差不多20年前，我刚从研究生院毕业，开始在一家小型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这对公司和我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我注定没法成为一名管理顾问。我甚至对自己的西装过敏。与我同事的一位新员工看出这一点后，向我指出，在这份工作中“你只需要做两件事：胡扯和穿西装，而你一样都干不好。”（我希望从那以后，我至少掌握了其中之一。）
无论如何，我那时是可怜和无用的。我的雇主慷慨地提议说，我可能需要辞职，而如果我这么做，他们会乐意再支付我一段时间工资。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结果找到了一份合适得多的工作。在这份工作中，我在大部分时间都能毫不尴尬地完成，还能穿着牛仔裤。我很幸运。
但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要有我这点运气也得在正确的时间出生才行。如果我年轻一岁，我就不会在1999年的春天被工作淘汰，而是会在2000年，正值网络股泡沫破灭的时候。
可怜1987年和1990年间出生的婴儿，他们在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的时候从中学或大学毕业。在自他们的祖父母出生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期间发出简历，也许不是很有乐趣的事情。
当然，金融危机让很多人的日子难过，而不仅仅是毕业生。现在危机已经过去，尽管创伤仍然存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在经济衰退开始时不幸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的人，是否在衰退本身过去之后，仍然处于劣势？
2006年，经济学家保尔•奥耶(Paul Oyer)对他教授的年轻学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假设两位同样能干的年轻经济学家：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和贝齐(Betsy)正在寻找工作。亚历山德拉在经济繁荣时期进入就业市场，当时部门预算很宽裕，她被国内排名第30的大学录用。贝齐年轻两岁，在年景不好的时候开始工作，结果只在国内排名第60的大学找到工作。
奥耶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否重要？几年后，同样才华横溢的贝齐能否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还是在数十年后，她仍在追赶亚历山德拉？
奥耶教授收集了描述七所一流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生的数据，他得出的结论是贝齐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在好年份毕业的学生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这很显然），但是立即能找到好工作和4年、8年甚至12年后依然拥有一份好工作之间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这有点道理；如果一位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担任助理教授的经济学家，在职业生涯的中段去申请一份工作，雇主不会因为她的助理教授职位是在困难年份还是景气年份获得而区别对待。麻省理工的光环无论如何都会闪亮。
无论是好年份还是坏年份，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都会从麻省理工的工作、教授麻省理工的学生并与诺贝尔奖得主比肩共事中汲取技能。如果你想从事顶尖的研究工作，那么从一开始就从事顶尖研究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奥耶教授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金融和咨询行业寻找高薪工作的MBA毕业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结果相似。
这会不会仅仅是年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在如此精密设计的职业道路上，时机对学生们的命运有极大影响）？抑或这会对教育食物链更底层的人影响更大？
经济学家汉尼斯•施瓦特(Hannes Schwandt)和蒂尔•马可•冯•韦希特尔(Till Marco von Wachter)的一项新研究似乎表明，后一种情况是正确的。对于1976年至2015年间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只要他们不得不在经济衰退期间开始找第一份工作，都会遭受持久的负面影响，但弱势群体遭受的影响更大、时间更长。
高中辍学者尤其吃亏，无论在毕业当年还是数年之后都是如此；少数族裔人群境况相似。大学教育程度人群的境况好一些。
总体而言，在典型的经济衰退中，不幸的人群相对于比他们更幸运的同龄人（或许只是年长或年轻两岁）可能会在10年期间损失相当于七个月的工资。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找不到梦想工作的人最终会退而求其次，在一个并非他们首选的领域构建技能和人脉。
现在已很少有人需要提醒，金融危机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方面（尽管不是所有方面）由年轻一代承担后果。
但是这项研究指出了另外一些教训。人们很容易忽视运气因素；但是无论好坏，一时的运气可能以我们甚至注意不到的方式产生持久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