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签署，在两国关系史上是件大事。自北京上个世纪50年代断绝与梵蒂冈的联系后，中梵事实上处于一种敌对状态，直到中国改革开放，才恢复接触。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强烈愿望，但受制于主教任命权的问题，始终不能突破。这次临时协议的签署，为两国最终建交迈进了一步。
但梵蒂冈的行动，也遭到部分中国地下教徒和民主人士的不满，认为是教宗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低头，为自己一己私利出卖了那些长年遭受北京打压并抗争的地下教徒。如何看待梵中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背后的各自战略考量呢？
各自的战略考量
从梵蒂冈来说，可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看重中国未来庞大的信众市场，就像一些人说的，梵蒂冈把复兴天主教的希望放在中国。多年前，有人预估，世界未来最大的基督教徒国家是中国。虽然对于中国的信教人士，估算不同，差异极大，从几百万到上亿不等，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即如果中国将来放开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控制，信众会出现井喷式增长，成为人数最多的基督徒国家并非不可能。对以传播福音和建立人间天国为使命的梵蒂冈而言，这是无法忽视的，必须在这个前景到来前，就能进入这个市场，否则，会被其他宗教抢先。而要进入中国的宗教市场，搞好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得到后者的同意是关键。
二是改善目前教徒众多的地下教会的处境。与佛教和道教不同，基督教的西方色彩使中国政府对它保持警惕态度，只信仰唯一神和承认教宗精神领袖地位的地下教会，和中共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因此，如果不合作，遭受后者的打压和迫害就是必然的。面对教徒受压迫的状况，梵蒂冈除了道义谴责外，并无其他有效办法。要使地下教会走向地上，合法化，梵蒂冈在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上，就不能坚持不让北京插手，需要做适当后退。
可能基于这两个考虑，梵蒂冈和教宗最后向北京妥协。
就北京而言，从过去排斥梵蒂冈的僵硬立场到现在有条件接受梵蒂冈的介入，一方面可以看作其灵活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主教任命权是天主教的教义要求，既是历史传统，也得到世界各国天主教会的认可，北京长期拒绝，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不能使天主教——无论是所谓爱国教会还是地下教会——很好地融入基督教世界，为自己说话；相反，北京对地下教会的打压，给自己背上了一副沉重枷锁，成为践踏人权的坏榜样。其次，信徒众多的地下教徒为争取不受控制而对北京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和抗争，以及他们和爱国教会之间的恩怨，除了上面提到的有损中国政府的形象外，也长期消耗北京的资源，造成广大信教群众对中共离心离德，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北京也亟需改变这种恶劣形象，消除隐患。
除上述考量外，一个特别的背景需要指出，即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北京松动对主教任命权的立场也是有影响的。北京通过和梵蒂冈达成临时协议，既向台湾传达一个信号，也向基督教世界表明，北京有意改善和基督教的关系，从而使得西方国家和社会不能利用地下教会的问题指责和攻击中国，争取所谓人心。
尽管如此，中梵关系能否得到实质突破，北京在主教任命权问题能够让渡多大，以及双方特别是北京的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协议达成后双方的磨合和理解。由于协议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布，外界不知双方做了哪些妥协，但中梵应该清楚，双方经过旷日持久达成的共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磨合。临时协议“临时”二字所含的潜在词是，如果双方有矛盾和分歧，可以修改调整甚至不排除废除，留下了这个空间。
越南模式
梵蒂冈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宗教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冲突，盖因共产党不承认梵蒂冈在信徒中的权威，并认为这种权威会威胁共产党的统治，但共产党和教徒的长期对峙也使得其不堪重负，并事实上损害党在教徒中的统治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执政国家也有借助梵蒂冈减压的需求。这是在主权任命权的问题上越南模式达成的原因，算是暂时解决了两者的矛盾和冲突。
所谓越南模式，是指越南天主教主教团将自己提名的主教候选人名单交由梵蒂冈，由后者从中选择合适之人，再交给天主教，由天主教报给越南政府予以确认，最后由教宗按照越南政府同意的人选名单任命新主教。该模式的特点是，越南天主教新主教的产生需要经过越南政府和梵蒂冈双方的同意，因而可以满足双方的不同需要。
越南模式被看作梵蒂冈得到面子，越南政府得到里子。中梵之间关系得不到改善的症结也在双方对主教的任命达不成一致，因此越南模式被众多人士认为是可以借鉴的一个现成方案。从目前看，或许也只能如此，但中国的情况比越南复杂得多，类似被政府承认的爱国教会和不被政府认可的地下教会的矛盾，在越南不存在。另外，中国政府对不服从自己领导的教徒的打压也比越南严重得多。故中梵临时协议的达成在地下教会看来就不是一件好事，其和中国政府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不会因中梵关系缓解而自动缓解。
另一方面，中共对包括宗教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现如今达到近年来最严厉的程度，党对任何挑战自己权威的举动都不能容忍，因此在磨合之后，当中共发现这种主教任命方式从长期来看，会引导中国的基督教徒倒向梵蒂冈时，是否会再向梵蒂冈妥协，让后者拥有形式上的主教任命权，是存疑的。就算不修改或废弃协议，中共势必在具体操作中，尽可能压缩梵蒂冈形式上的主教任命权力。
所以，中梵关系的真正改善，中国有限的宗教自由，可能要等到中国政治宽容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