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授家中遭窃证据指向中国特工

针对新西兰一位教授的入室盗窃案引起了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警察机构的兴趣,该教授一直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新西兰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教授表示,今年2月,她和家人外出时,家里发生入室盗窃。她说,小偷无视放在玻璃罐里的现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只看中了一台“破旧”的笔记本电脑——她最近的研究都是在这台电脑上做的,此外还有她到中国旅行时用的“廉价”手机。

分析人士表示,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表明,北京的特工要对此负责。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现为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中国项目研究员的彼得·马蒂斯(Peter Mattis)说,入室盗窃以及之前她办公室的闯入事件,意味着“只有一个可能的罪魁祸首”,那就是中国。

布莱迪在中国影响全球的问题上的高调,意味着对中国来说,“恐吓她闭上嘴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重大胜利”,他表示。
布雷迪最近的论文《魔法武器》(Magic Weapons)于去年9月发表。它确定了中国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政治影响活动类别,列出了布雷迪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此类活动的蓝图,并将新西兰作为中国在大多数公共生活领域施加影响的案例研究。

入室盗窃当天,当布雷迪回到家中时,床罩被弄皱,文件四散,但她丈夫的笔记本电脑却没被动过。她说,这似乎是一次“心理行动”,也是针对她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起。她说,以前在中国时,她的电脑硬盘曾经遭到篡改,共产党官员还询问她在中国跟什么人交谈过。她说,在2月的入室盗窃之前,她曾收到一封信,警告她将遭到袭击。

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是堪培拉查尔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的教授,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的书。他说,如果有证据表明中国特工参与了入室盗窃和办公室闯入行为,那么在新西兰处理同北京关系时,这件事应当成为“一根赶牛棒”。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受到被称为“五只眼”(Five Eyes)情报共享伙伴的严密审视,该伙伴关系成员包括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布莱迪的论文发表时,正值新西兰立法者杨健被迫否认自己是中国间谍。杨健说,他只是在中国给间谍上过英语课,目前他仍留在议会。布雷迪的论文发表时,新西兰的政治领袖淡化了她的研究结果,但它们却在全球引起了共鸣。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委员会听证会引用了她的论文,该听证会于6月提出了禁止外国干涉政治的国家安全立法。布雷迪说,她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发言邀请,超过了我一辈子的时间所能安排的”。

报告发布后,布雷迪在大学的办公室遭到闯入。在她的房子于二月被盗后,警察开始调查她以前在工作场所遇到的两次闯入事件。新西兰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际刑警组织正在协助调查。据《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报道,拥有反间谍权限的新西兰安全情报局也参与了调查工作,并扫描了布雷迪的办公室,寻找窃听设备。但该机构拒绝发表评论。
前五角大楼分析师保罗·布坎南(Paul Buchanan)目前在新西兰奥克兰安全咨询公司第36平行评估(36th Parallel Assessments)担任主管,他说,国际刑警组织和当地安全部门的介入,意味着入室盗窃和闯入的肇事者“此时已经在国外,或者是外国实体的特工”。

“新西兰政府的所有回应都指向一个国家,一个由国家赞助的实体,或一个涉及此事的外国犯罪组织,”他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界成员表示,他们对此案感到不安,并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安全措施。“人们向我提出的安全建议非常令人惊慌,”澳大利亚学者汉密尔顿先生谈到布雷迪家的入室盗窃案时说。“如果中国针对她,他们也很有可能针对我。”

虽然布雷迪说她没有受到惊吓,也不会退缩,但汉密尔顿表示,针对她的骚扰行动可以有更广泛的目的。“我们必须考虑恐吓的涟漪效应,其中部分目的是向其他可能批评共产党的人发出信息,”他说。

韩连潮曾是中国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后来在美国担任参议员助理和中国问题评论员,他说,布雷迪的案件不同寻常,但如果中国的介入得到证实,它将反映出“正在从国内扩展到国际的恐吓模式”,包括在国外绑架持不同政见的中国公民。他说,中国国家新闻媒体在过去两三年里开始公开倡导“流氓精神”,以保护其在国外的国家利益。

新西兰越来越依赖中国作为其农产品特别是乳制品的市场,两国一直在就扩大2008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新西兰总理杰茜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本周以警方仍在调查为由,拒绝对此案予以置评;她早些时候曾告诉《先驱报》,如果有证据显示闯入事件背后有外国势力,她会采取行动。

中国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驻新西兰大使馆拒绝就此案发表评论。布雷迪说,政府的沉默“现在看起来像是拖延”。
她说,新西兰政府需要在与中国的关系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让我们可以指出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