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纽约的一场午餐会上，一位与中国没有商务往来的美国房地产公司高管对我说，她正准备读朋友推荐给她的《注定战争：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的陷阱？》（2017）。我想，随着贸易战的波涛汹涌，纽约的鸡尾酒会谈资，也转成了“末世学”、“帝国兴亡录”、“修昔底德陷阱说”、“历史终结论”等周期性席卷思潮的警世论述。
而我回到中国，朋友们总会问我贸易战是否代表了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地位衰退的焦虑？特朗普到处挑衅，是否代表了“孤立主义”的再度崛起，意味着美国真的不再想当世界老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不是已经面临寿终正寝的危机？不同国家和个人自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应该关切的是，美国人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
2017年美国华人公益组织“百人会”发布了《两国公众印象》民意调查报告，对中美两国的公民做了选样的对比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20年后谁会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大国？超过半数的美国普通公众、商业领袖、政策专家和新闻从业人员，都认为是美国领导世界。有趣的是，2017年的数据还高于2012年奥巴马执政之时。
而受访的中国普通公众、商业领袖、政策专家和新闻从业人员，超过或接近半数认为中国将领导世界，而不是美国。
这之间的反差可能显示受访者对于国力和影响力的观察与感受，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地理政治的定位与视野影响。
早在2013年发布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纽约时报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是否认为美国应该“在试图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大约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民意调查研究报告问受访者：你认为美国应该准备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还是应该抗拒使用武力？
这两项调查的结果都显示，只有34％的美国人表示想要看到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参与外国事务，而超过六成的美国人主张袖手旁观的不干预主义。
但即使美国不想当“世界警察”，为国际秩序埋单，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重回孤立政策，或是甘于“让位”。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家把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抗衡，描述为“世界守门人”和“世界警察”两种美国自我定位观点的对比。美国地大人多，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与“两个友好的邻居和鱼类”接壤。由于这种地理位置，美国人可以在所谓的特朗普式和克林顿式这两种对国际关系的不同观点之间交替互换。
纵观历史，这种特殊位置让美国摆荡在两个看似相反的角色之间。有时美国扮演世界警察角色，在国际村里保持秩序，并确保其他人都遵守规则。在其他时候，它更倾向于成为着眼自己的看门人，除非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否则无视界外的事情。
其实对“美国衰落”的焦虑，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具有一样悠久的历史。在20世纪，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焦虑情绪愈演愈烈。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人对美国衰退的恐惧已经到了“全国痴迷”的地步。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于1970年出版《美国时代的终结》；查尔斯•库普乾在2002年甚至不怕继续用《美国时代的终结》作为另一本书的标题；2011年，斯蒂芬•沃尔特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美国时代的终结》的文章。从保罗•肯尼迪到法瑞德•扎卡里亚，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学者不时会看到美国衰落的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影响力是否衰退的看法，和对于美国是否算是霸权有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认为美国和历史上其他帝国一样行使了“帝国主义霸权”的人，倾向于预测美国霸权必然衰退。反之，主张美国从来不是“霸权”的人，倾向于认为美国的国力方兴未艾。
美国秩序终结论
阿尔弗雷德•麦考伊在《美国世纪的阴影：美国全球力量的兴衰》（2017）一书中指出，21世纪已经不是美国的世纪。他回顾二战后，美国控制了将近一半的世界制造能力。在“冷战”结束时，它以800个基地控制了近一半的地球军事力量，以及全球的大部分财富。除了表象之外，美国还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外交和秘密机构。事实上，正是这第四层全球监视和秘密行动，使得美国与过去历史上的强大帝国明显有别。
但是麦考伊认为，即使它利用卫星、无人机和网络战能力来确保无与伦比的全球电力网络，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已经减少，其外交联盟已经开始减弱，并且已经放弃了以道德为基准的领导力。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声称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准备整合从上海到马德里的“世界岛”。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 ，21世纪或将属于中国？
麦考伊代表了聚焦美国“黑暗面”的学派，他早期的作品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在东南亚从事鸦片贸易，如何在“冷战”时期利用酷刑。麦考伊描述了20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如何导致美国帝国衰落，并概述了未来几十年的几种可能结果。他的分析从美西战争开始，探讨美国如何扩张其全球影响力，特别是在二战之后。但是他认为美国在中东使用无人机的政策、入侵伊拉克期间对无辜百姓的折磨、允许毒品交易为军阀提供资金、支持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等决定，不可逆转地削弱了美国曾经在世界各地享有的“软实力”优势。
在他看来，美国帝国主义权力的兴衰与先前其他帝国有相似之处，但美国政府数十年来的秘密行动也形成了独特经历。麦考伊的笔调显然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的父亲曾参与朝鲜和越南战争，在退役军人家属村邻居和自己父亲身上，他看到了战争遗留下来的酗酒、豪赌、家暴、忧郁、自杀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状。
他自己在越南战争期间，还是耶鲁大学本科生时，写了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书。在《美国世纪的阴影》中，他提到当年中情局曾通过干扰他的学术生活、发动税务稽查、窃听他的电话等手段，试图阻止他出书。
麦考伊并不完全否定美国的权力，他承认尽管美国有很多“黑暗面”，但它确实引入了稳定的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经济一体化、国际法，以及对人权和自由原则的承诺，即使它们并非总是得到他国支持。他最后表达了一种微弱的希望：美国人民仍然可以像二战期间那样团结在一起，“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在国外建立更公平的世界”。
整体而言，麦考伊没有深入研究所谓美国“帝国”形成和维护的经济成本。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1960年代后期所质疑的：“负担帝国的代价总体上分布在整个社会，而其利益则归属于其中的少数。”他对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占比缺乏历史性的分析（见下文中约瑟夫•奈的观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麦考伊的个人牢骚为他的美国必衰论带上了一种情绪化色彩，降低了他的中立公信度。
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的观点，随着中文版（2017年）的发行，在国内引起对于“后美国新秩序”的期待。他虽然没有明指美国为帝国主义，但他称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维持的国际秩序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意味着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乃是“自由主义的霸权”。
然而阿查亚认为今日世界秩序的真正问题，其实不在于美国本身是否衰退，而在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即将结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而后者正在进行。
他认为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他们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上升趋势，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受到侵蚀，不仅标志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更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是否正在衰落？阿查亚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这与谁在白宫的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结构性转变。美国在整体军事实力和相对经济实力方面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更全面地定义为整体GDP，并考虑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作用）。因此就美国国力是否衰退的辩论，正反两方都可以找到同样有说服力的论据。但是美国越来越不能左右国际社会，也不能塑造和控制它帮助创造的全球多边机构的议程。这些征兆显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已经下降。
这个现象不能完全归诸于新兴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势力崛起。OECD经合组织预测，到2060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57.7％），将超过发达国家（包括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42.3％）。
另一个因素是新威胁的增加。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的军事力量，但是今日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要比国家形式的老式军事威胁复杂得多，也更具挑战性。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种族冲突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冲突。这些威胁本质上是跨国性的，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可以单独处理。美国必须与其他国家分享领导力和资源，而这样的协调必然会削弱其主导地位。
针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趋势，阿查亚提出了“多厅影院世界”的观念。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关键特征是权力和领导力日益分散。权力不对称仍然存在，但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创造秩序、提供有社会收益的公共物品的能力，不仅掌握在单一权力或一群民族国家的手中，而且还分散在各种其他参与者手中，例如跨国社会运动、企业、欧盟等区域组织和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破坏秩序的权力也是分散的。首要威胁不再是国家间冲突，而是国内冲突，或者与极端主义组织等非国家组织相关的冲突。
这个逐渐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有别于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态势，也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多极世界。传统上，多极化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有多种强大力量，世界由他们的竞争和合作塑造。今天的世界，不仅有更多演员，而且由于全球化，世界比在以往任何历史节点上都更加真切地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相比而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依赖。
阿查亚断言，国际关系中的单极时刻已经结束。新的世界秩序既不是美国和中国的两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多厅影院世界”。“多厅影院世界”是一个更加区域化的世界，不一定是更强大的正式区域政府间组织，而是有更多区域层面的各种相互作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国家和非国家的参与者。其中一些将和旧秩序互补，而另一些将挑战旧式全球机构的权威和作用。
美国方兴未艾论
德国周刊《时代周报》的出版人暨编辑约瑟夫•约菲在他《美国衰落的神话：政治经济学和半世纪来的错误预言》（2014）中指出， 美国衰弱论一直是通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畅销书排行榜的捷径，这其实是每十年重新轮回的“政治神话”：1950年代时“苏联来了”；1960年代越战被描述为美国的“集体未遂自杀”；1970年代由于美元危险地暴跌，美国接受了吉米•卡特总统著名的“萎靡不振”指控；1980年代日本是“崛起的太阳”，直到19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位参议员还宣称：“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1990年代，欧洲以“榜样帝国”的形式出现；千禧年代则是中国崛起，准备取代美国。
约菲认为这些“狼来了”的警告大多被历史证明为毫无根据。1960年约翰•肯尼迪总统警告美国处于“导弹缺口”之际，美国实际上拥有数千枚核导弹，而苏联可能只有四枚。在1980年代，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仍然认为苏联经济将超过美国，1987年耶鲁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仍在警告美国“帝国过度扩张”，但1989年苏联解体了。随着1990年代的到来，亚洲专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预测日本将超越美国，而日本很快开始了“失去的20年”……
约菲认为中国具有日本和早期“亚洲老虎”经济所缺乏的优势。它的后备军队更大，它有一个庞大的人口。但约菲认为在人口统计学上，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风险。“战争预算约为7000亿美元（不包括退伍军人支出）的美国仍然占世界军费开支的40％以上。即使我们假设中国10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翻一番，人口增长缓慢也不会很快使中国能够取代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
中国也不能在教育方面与美国相匹敌。它可以将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送到美国顶尖大学，但约菲说，大多数在美国获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往往会留下至少五年的时间，其中包括92％的中国人和81％的印度人。“无论是通过创业还是通过研发来衡量，中国都无法发展独立的科技文化。尽管有人预测政府主导的创新是（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上的‘中转站’，相反地，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例反而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制造零件在其组装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的份额已经下降。”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与它所攻击的“衰落主义”利用同样的煽情手法。他把美国近十年面临的挑战如2008年金融危机，视为固定周期性的现象，未能提出为何有必要重新审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中国科技投入的分析仍有许多积累的刻板印象。
基辛格基本上同意《美国衰落的神话》的看法。他在《世界秩序》（2014）中推崇的世界秩序是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模式。他认为当今的国际局势接近于欧洲在1618年至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情况，当时在欧洲进行的谈判反映了“多种政治单位，没有一种强大到足以击败所有其他政治单位，许多政治单位坚持矛盾的哲学和内部实践，寻求中立的规则来规范彼此行为并缓解冲突。”
面临当今世界的动荡，当欧洲似乎更关注内部问题的时候，基辛格认为美国在中东和亚洲等地区作为“平衡器”继续参与世界舞台至关重要。他看到当今世界退回到霍布斯式的蛮荒自然状态的不祥迹象：似乎除了战力优势之外，没有共通法则。即便如此，基辛格强调 “坚持并且近乎绝望地追求世界秩序的概念”的重要性。
比基辛格乐观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的宗师约瑟夫•奈。他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2015）一书中主张至少在21世纪的前半叶，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的三种权力资源来评估，即使中国的GDP赶超美国，美国仍然将维持“世界首位”的地位。奈在1990年代初提出了“软实力”的观念。
他首先挑战的是“美国霸权”的观念。在他看来，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集中在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到世界的一半，美国不能被真正视为全球霸主。尽管如此，美国几十年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可能会以新的和不可预见的方式继续参与。和大英帝国有别的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势力不是靠殖民主义，“联盟和非正式网络是资产，而殖民地是负担。”
他承认美国确实在1945年之后在世界上扮演了主导地位：二战对许多国家的破坏，意味着美国产生了近一半的全球GDP，这个扭曲的数据一直逐渐向下调整到1970年，当时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降至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是，从政治或军事的角度来看，世界是两极的，苏联平衡了美国的力量。实际上，在此期间，美国往往无法捍卫其利益：苏联获得核武器; 共产主义拿下了中国、古巴和越南的一半; 朝鲜战争陷入僵局;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受到压制。
还有一些人认为霸权是控制最多权力资源的同义词。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与美国一样多的全球军事力量。然而有些评论家认为美国正在跟随英国的脚步，成为最后一个衰落的全球霸主。奈认为这种历史类比虽然越来越受欢迎，但却具有误导性。
英国从来没有像今天的美国那样具有统治地位，它保持了与排名第二和第三两个舰队合起来旗鼓相当的海军规模，其“日不落帝国”统治了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类。但英国和当代美国的相对权力资源存在重大差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在军事人员方面仅排名第四，在GDP方面排名第四，军费开支排名第三。
同样，奈认为那些爱说1945年之后的“美国霸权”的人，没有注意到苏联在40多年里平衡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拥有不成比例的经济影响力，但其政治和军事演习的空间却受到苏联的制约。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美国“独霸”。
因此他认为“美国首位”比“美国霸权”更能说明美国在世界秩序的地位。
奈引用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认为人类从未有过真正的“全球性世界秩序”。世界秩序本身就是一个滑稽的术语。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促成了部分世界秩序。它虽然不完美，却对全球公益发挥着作用，例如军事力量的平衡、国际货币稳定和开放的贸易体系。美国海军在维系执行海洋法方面至关重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最后一个关键的贷方是美联储。
然而，尽管美国存在许多问题（并且一直存在），美国并不像古罗马那样完全没有生产力增长。由于移民，美国是唯一在21世纪中叶前不会出现人口下降的主要发达国家; 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不增反减；美国站在塑造本世纪的主要高新科学技术（生物、纳米、信息）的最前沿；美国的大学在世界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盟友和联系。
奈的结论是，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能够在整体实力上超越美国。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可能被称为“其余部分的崛起”。尽管新兴市场的增长不太可能创造一个超越美国的单一挑战者，但这些国家不断增长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全球格局。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面对更多的参与者、更多的目标和更多的问题，领导力的问题在于如何能让每个人都坐在桌旁，仍然能够付诸行动。
虽然美国的领导地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解决新的跨国挑战方面取得成功将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将继续保持权力平衡的核心，美国领导层将继续关注公共产品的生产。但是未来的自由世界秩序将与1991年“冷战”结束时的情况截然不同。
特朗普和美国式世界秩序
特朗普的执政把对美国式世界秩序的争论推到了另一个高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舆论和学界对世界秩序与自由主义的去向和未来绞尽脑汁，辩论反映出高涨的热情和普遍的焦虑。但阿查亚认为这种焦虑中的一些根据其实是错误的：特朗普是自由秩序衰退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自由秩序衰落的“肇因”。
2016年11月10日（特朗普当选后的一天），阿查亚在接受《外交家》访问时表示：特朗普不太可能扭转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这种衰落的根源在于长期结构性因素，如权力分散、复杂跨国威胁的增加、以及全球治理的分裂。特朗普的当选没有带来任何改变。
特朗普当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自由秩序的一些所谓的好处，包括经济相互依赖、自由贸易、甚至多边机构的好处，都不能让美国大部分选民买单，特别是那些一直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到挤压的人，如一些中西部和铁锈带选民。他们不再愿意相信自由主义秩序对美国有利，而特朗普利用了这种情绪作为他的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西方俱乐部，特别是自由派俱乐部的各种问题，越来越突显。由于欧元区危机和英国脱欧，欧盟陷入了相当严重的危机。美国对全球化的支持实际上一直在下降; 美国大选之前的一些民意调查已经证明这个趋势。
阿查亚认为特朗普可以加剧危机，但他不能重建美国的地位，回到原来的位置，比方说二战后的全盛时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并没有准确地指出：与什么时期相比，再次伟大？把美国带回到1940年代和1950年代、1960年代，还是别的时期？但是要说特朗普可以让美国成为霸主，意味着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方面拥有统治地位，阿查亚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
特朗普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不会采取标准的自由主义方法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认为他可以通过主张美国的权力、单边主义以及一些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相悖的政策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对阿查亚而言，特朗普已经开始把自由主义秩序推到临界点。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加速了自由秩序的崩溃。
在对特朗普的评估上，奈的看法与阿查亚类似，但是奈认为美国可以克服特朗普对“美国首位”的破坏。奈今年2月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了《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一文，他引用盖洛普的数据，在134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30％的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对美国持赞成态度，比奥巴马总统任期以来下降近20个百分点。
奈认为政治领导人早就应该理解能够制定议程和确定辩论的框架所带来的力量。“如果我能让你想要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就不必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其他人想要遵循的价值观，那么它可以节省大棒（军事力量）和胡萝卜（经济力量）。软实力的吸引力可以使硬实力的力量倍增。”
特朗普鼓吹振兴美国，但他反复无常的行径，特别是对于过去友邦的敌对态度，让人认为他代表美国想要从世界秩序撤退。其实我个人并不以为然，实际上他代表的是美国思维的一极，而且他的优先次序改变了，不愿意用掏腰包的方式来维持世界秩序，或是老大的头衔。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海斯在《混乱世界：美国外交政策与旧秩序危机》（2017）一书中指出，世界秩序需要一个新的操作系统，美国应该积极解决内部政治功能失调、债务不断上升、以及对于美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性质缺乏一致意见等问题。
但是对于反对美国衰落论的学者如奈来说，美国软实力的最大来源之一是其民主进程的开放性。即使错误的政策降低了它的吸引力，美国自我批评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也使其在更深层次上对其他人具有吸引力。“美国也几乎肯定会克服特朗普对美国软实力的破坏。鉴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美国在特朗普之后恢复其软实力。”
从“美国秩序终结论”者和“美国方兴未艾论”者之间的辩论看来，对美国前景的持续焦虑和警惕，可能是造成美国持久力量的文化力量之一：美国人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反而是不断地、甚至近乎神经质地反思他们的社会结构，寻找需要修补的破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