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常听到“修昔底德陷阱”一词。这是美国历史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T.Allison）提出的概念，意思是“新兴大国与传统的霸权国家对立，进而发展成战争”。
在21世纪的今天，难以想象真的会爆发军事战争。但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在经济领域的对立日趋表面化。尤其是贸易领域的摩擦日益激化，“中美贸易战”的说法频频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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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签署对中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总统令（UPI-KYODO） |
20世纪60～9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经济摩擦。例如，1960年在毛巾和衬衫等纤维制品和轻工业产品、1970年代在彩色电视机等家电产品和钢铁产品、1980年代在汽车和高科技产品等领域，日美之间出现了激烈的贸易摩擦。
为了化解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应对措施。
1、自主限制出口
日本为了避免对美出口过大，自主限制出口量。例如，1972年的纤维、1977年的彩色电视机以及1981年的汽车等。
2、进口自由化、开放市场
日本开放部分此前设限的市场，推动了进口的自由化。例如，大米和桔子等产品实现了进口自由化。另外，《日美半导体协定》要求外国企业的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要扩大。
3、扩大本地化生产
为了同时实现削减出口和获取美国消费需求的目的，日本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和销售。
尽管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进入1980年代之后，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贸易摩擦逐渐激化为经济摩擦。于是，日美间的谈判事项除了特定的贸易品类外，还扩大至其他经济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1985年9月签订的《广场协议》。为了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该协议规定G5（美、英、日、法、德）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各国货币对美元升值10～12%。以《广场协议》为契机，日元迅速升值。日本银行（央行）的统计显示，1985年8月，日元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237.1日元，2年后的1987年底日元升值至1美元=122日元，涨幅大约50%。
日元快速升值对日本的出口产业造成了打击。于是，日本政府和央行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这一状况，但是过度的宽松政策导致房地产和股市出现了泡沫。之后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萎靡不振的境地。
日美经济摩擦不仅在外汇政策上，还升级为内需扩大、公共投资、金融自由化和反垄断法等制度问题。尽管如此，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增加。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985年为461.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从未低于400亿美元，到了2017年扩大至688.5亿美元。
即便如此，由于安保层面的制约，无法对美国说“不”的日本并未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日美间的“贸易摩擦”始终没有发展为“贸易战”乃至“经济战”。也就是说，日美贸易摩擦是傲慢的大国美国单方面发难，政治地位较弱的日本不得不向美国妥协。
不过，中美关系与日美关系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此次的中美贸易摩擦有着激化为“贸易战”的危险。4月初，美国根据《贸易法》301条款决定对中国工业机械等1300项产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政府也宣布将对美国产大豆、汽车等共计106项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25%，总额达500亿美元，采取了同等力度和规模的报复措施。
另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2017年1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1849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债发行余额的8%。因此，“抛售美国国债”的声音开始出现在部分媒体上。
但从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在贸易以外领域的摩擦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重大。贸易问题不应扩大到其他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与发行关键货币美元、在结算和资本市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美国在金融领域对立，可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目前的“贸易摩擦”演变为“贸易战”乃至“货币战”、“经济战”。
中美两国的对立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世界所不愿看到的。问题的解决不应在容易产生冲突的中美两国之间，而是应该让渴望自由贸易的国家参与其中，通过多边框架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