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积如山的充气娃娃、“假玩偶，真爱情！”的广告标语、垄断工厂管理高层的男性，以及在第一线生产性爱娃娃的女工……网络上更出现了一款情趣应用“他趣”（听起来像英文单词“触摸[touch]”），这款应用曾热议一时的服务是让使用者以每天约300～1000多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租借“共享女友”。
在记者方凤美(Mei Fong)笔下，近年性爱娃娃产业的兴旺与中国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严重失调密切相关。在调研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她亲临广东东莞，探访制造性爱娃娃的现场，业界人士宣称，这种娃娃能满足部分过剩男性的需求。在她最近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她解释了由中国政府主导、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了中国性别不均等的现象。“为帮助缓解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人口问题，”她指出，北京于2015年宣布实行全国性的两孩政策。“但早已对这一代人的性别关系造成了破坏。”
方凤美是前《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驻中国记者，2007年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离开记者岗位后，她曾任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传播学院讲师，现为新美国智库(New America Foundation)成员。她因自身怀孕的经历及四川汶川地震时亲历现场的见闻，而想探究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其书《独生：中国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One Chil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彼时恰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宣布结束之际。
此书甫一出版，许多外媒纷纷报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国一胎化政策最尖锐、重要且具可读性的探索”。然而，她在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出版商谈中文版出书事宜时，却因中国日渐严密的审查、市场压力而遭遇多家出版社不愿意出版的情况。直到台湾的卫城出版社与她接洽，才让这本书的中文版于今年11月上旬在台湾问世。
方凤美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谈，采访以电子邮件进行，内容经过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书在2015年出版，当时正是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宣告结束之际，然而一些政策限制的相关影响仍在延续，中国提出二胎政策的规划者希望见到该政策带来生育率的显著上扬尚未出现。从你写这本书开始，到现在这几年，有没有观察到什么重要的新趋势？有没有你当初没预期到的事情发生？
方凤美：我在知道中国的“一胎化政策”走进尾声时写下这本书，但我没有料到北京会这么突然地收回这个政策，北京突然从不鼓励生育到积极地鼓励生育，这样的“变卦”让人感到非常迷惑、不知所措。举例来说，在共产党推出二胎政策之后，湖北宜昌市逼着当地的共产党员生二胎，给其他人做榜样。他们甚至有一句标语：从我做起。然而这之前的30多年里，他们一直告诉人们：一个孩子的家庭是理想的——这样公然的改变非常惊人。
即使我确实预期到职业妇女要孩子的压力会上升，但听到有报道说，有些女性受到医生和公婆的压力，因为手术可能导致未来怀孕有轻微并发症，所以不顾她们的个人意愿阻止她们剖腹产时，我还是感到痛心。
我预期到缓解生育率政策，会造成女性在工作职场上的不平等，但我没想到它会变得如此严峻、来得这么快。举例来说，我在招聘网站Zhaopin.com上看到一个数据，33%的女性在她们生产后薪资下降，36%被降职。雇主不愿意承担给女性员工两次带薪产假的经济负担，因此，相比于没有孩子的同侪，育龄妇女更难被雇用或得到晋升机会。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最近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性爱娃娃甚至是性爱机器人市场出现飙升的现象。除了性玩具需求增加外，数以百万的男人很难找到真正的女人当伴侣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否会如一些分析师预测的那样，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你看到了什么关键指标或证据？
方凤美：有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中国的性别不平等造成了犯罪上升、男性的抑郁以及性贩卖。一项由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合作的研究显示，男性越来越多导致中国的犯罪率提升三分之一。
即便很难找到性贩卖的数据——中国不会去编撰中国男人在在越南、柬埔寨和朝鲜等国对女性进行性掠夺的综合数据——但是来自邻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出上升的趋势。仅仅是在越南，2011年至2015年间，估计有4500名妇女遭到贩卖，其中70％卖到了中国，一名越南“新娘”可以卖到约1.85万美元。另外，今年美国国务院将中国列为全球性交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开放生第二胎后，人口增长（2016年出生率上升了7.9%）至今仍远低于为维持中国劳动力规模的替代率，人口迅速老龄化，你认为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其他合法措施，激励人们有更多的孩子，并减少性别失衡？
方凤美：假如人口真的会迅速增长的话，我实在看不出有何魔法或捷径。一些欧洲国家在稳定出生率方面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效，但这是他们通过巨额奖励——婴儿奖金、津贴或免费入学、医疗保健和育儿等方式来实现的。然而，这些措施的成本高昂，中国是否有政治意愿，更不用说有能力来做到这些事？特别是在公共开支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比方说，需要供养超越整个欧洲的退休人口。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在儒家社会可能不会那样有效，即使是在有大量补贴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地，出生率也一直很低，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儒家对堕胎的态度和天主教比起来更开明的缘故，根据儒家的观点，人类的生命是从出生开始的。另一个理论是，儒家思想是父权主义，因此压抑了男女平等的进步，从而使得职业女性比较不会想要大的家庭，因为她们要承担主要负担。虽然因果关系尚不清楚，但新加坡、韩国、香港和日本等地的出生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每个女人的出生率在1.2%至1.1%左右，而中国的出生率正在接近1.6%。这些都是以儒家为基础的社会。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有机地扩大人口，总还是存在输入劳动力的这个选项，但引进移民人口并整合他们也是有问题的，中国这个以汉人为主的社会未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眼下所有选项都很困难，需要时间。至少对于下一代来说，人口失衡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纽约时报中文网：台湾从未经历过像“一胎化政策”这样激烈的政策实验，但下降的生育水平和高龄化社会也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与中国相比，你如何看待台湾的问题？台湾政府应该多做些什么？
方凤美：我一直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高龄化社会、出生率下降——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这些是当今大多数第一世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的是，“一胎化政策”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所以欧洲50年的时间做到的事，中国只花了一半时间，所以这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积累的资本较少。
台湾的人口问题与中国大陆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台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是中国的三倍之多，所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解决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最让人放心的是台湾表现出更多开放社会的迹象，其中包括性别平等。例如，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举出来的女总统，她并非因为是某人的妻子或女儿而达到她现在的地位。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减少性别不平等来扭转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比较有效，这比任何数量的婴儿补贴都要有用。这是有道理的，对吗？现代职业女性如果拥有更愿意平等分担家务负担的男性伴侣，则更愿意生孩子。台湾在创造和推进开放社会支柱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可能会对其人口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为了促进人口的有机增长，而且还会吸引那些想在那里生活并贡献自己才能的海外人才。
纽约时报中文网：去年，你决定在网络上公开《独生：中国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简体中文版的全文翻译。可以谈谈你在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经历过的一些出版阻碍吗？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在台湾出了繁体版？
方凤美：四年前，我把这本书的英文版权卖给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公司(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后，我的经纪人告诉我，中国最大国有公司之一的中信出版集团开出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但附带了一条但书：中信出版集团想拥有更动任何“敏感”内容的权利。
我暂时搁置了这个提议，并想等到我写完这本书，再具体和他们讨论可能的删减。但是接下来的四年，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或者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一场“习（近平）式变化”，同时伴随着打压和审查日益加剧。在这个新的气候下，中信觉得我的书难以出版。其他本来找上门来的大陆出版商也打起了退堂鼓。
我以为我可以在限制较少的台湾或香港出版我的书。但2015年，香港的一些书商失踪，之后在中国大陆再次露面，在电视上就各种所谓的犯罪行为表示“忏悔”。这让香港出版业感到寒心，书店开始将“敏感”图书从书架上撤下来。
总的来说，我和我的经纪人接触了大约十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他们通通拒绝了我们。一位台湾出版商颇为神秘地表示，我的书涉及了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必须考虑市场力量”。香港出版商更加明确地指出，2015年的书商绑架是游戏规则变化的重要时刻。“我们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其中一个人表示。
当我越来越明白自己找不到任何一家中文出版商的时候，我决定自己去做，委托翻译、通过众筹和自费方式。2016年11月，我发布了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供大家免费下载。我经历了所有的这些麻烦，是因为我觉得我似乎写了一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的、关于中国的书，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毕竟这是他们的故事。
有趣的是，在我启动企划之后，我开始从出版商那里得到新的机会。我喜欢卫城的原因是，它的总编辑庄瑞琳写信给我，说她有兴趣是因为“这里的一位资深记者告诉我的，他知道你找不到中文出版商。他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耻辱”。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网络上公布简体中文版本后，你是否从读者反馈中得知一些新的事？
方凤美：我在伦敦遇见了许多看过免费下载版本的读者。有一个人还打印出来给我签名！我真的非常感动。我从中的体认是，那些想触及更多受众（特别是受到审查限制的那些读者）的作者们，需要跳脱框架思考，寻找新的方式。我们不再是处于一个我们只需写我们的书，然后寄出让世界各地的出版商贩售的运营系统中了。
我同时也认为，作者对于作为其作品内容主要关切对象的那些读者，应负有特别的责任。举例来说，我知道一些同业写作有关中东的书，却从未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如果我们没有试着接触他们，我们就不能在外面的社群激起改变。去年，我在一个书展上与一名畅销作者聊天，他写了本与轰炸珍珠港有关的书。他告诉我他刚卖出了日语版权。我疑惑：他们会如何翻译敏感段落？“喔，他们会删掉，”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不会这样无所谓。我不愿意让我的作品出现删节，所以我才做了一些事情。耸耸肩、感到绝望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也可以做点什么。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们就不能自由阅读，不能自由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