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mulan

旧金山——苹果公司(Apple)用了六年时间才说服了中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中国移动销售iPhone。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莫西·D·库克(Timothy D. Cook)曾多次去中国与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会面，亲自争取他们的支持。

这种坚持得到了回报。2013年，中国移动松口了。库克后来称，对苹果来说那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天”。

如今，中国是苹果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过去的一个财年里，中国消费者在购买苹果产品上花了590亿美元。公 司最热销的产品iPhone已经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考虑到在中国，人们越来越担心黑客入侵和网络犯罪，而iPhone又很难侵入，它也成了一种实现个人 安全的方式。

苹果在中国的成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是否帮助政府进入一部加密iPhone一事上，该公司与美国政府陷入了僵持。那部手机的主人，是去年12月制造了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那起大规模枪击案的袭击者之一。

苹果正在为自己的业务从长计议。隐私和安全已经成了其品牌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苹果一年将近2340亿美元的销售额中，近三分之二来自国际市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和美国政府合作，苹果将不得不和所有政府合作。

 “蒂莫西·库克正在利用他个人以及苹果公司的品牌，在这种环境下把立场放在消费者隐私一边，”在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研究网络加密与立法的法学教授马克·巴塞洛缪(Mark Bartholomew)说。“他是在从长远考虑。”

库克曾把隐私称为一种公民义务，在上周二写给苹果用户的信中， 他也用了这种说法。他在信中描述了美国政府在如何要求获得一种专门工具，以破解圣贝纳迪诺袭击者使用过的iPhone，库克写道：“政府表示，这个工具只 会被使用一次，只用在一部手机上。但是，这根本不是真的。工具一旦制造出来，该技术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用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

苹果公司发言人拒绝发表超出库克信中言论的评论。

苹果从保护隐私中可能获得的业务优势为批评者攻击公司打开一个缺口。美国司法部在上周五提交给法庭的一份文件中表示，苹果反对帮助执法部门看来“是基于对公司商业模式及其大众品牌营销战略的考虑。”

苹果高管回应说，他们的违抗不是一种商业选择。他们说，还没有看到任何对业务的影响，库克已经收到了全国各地客户发来的表示支持的电子信。

事实上，苹果并没有把数据安全和隐私作为广告宣传的重点。公司不声不响地把保护隐私的功能添加到iOS的移动操 作系统中已有一段时间了。2013年底，苹果发布其iOS 7系统时，公司默认设置对用户手机上存放在所有第三方数据加密。2014年发布的iOS 8已基本上把公司的工程师从移动手机和平板机上提取任何数据变得不可能。

库克也一直对苹果如何拥护隐私直言不讳，在前情报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披露了政府监听监视工作之后，库克在更大范围里讨论隐私问题。库克认为，公司主要出售手机、平板机、笔记本电脑等硬件，不像谷歌和 Facebook等其他硅谷巨头的业务以广告为主那样，苹果不依赖于海量消费者数据。

在去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库克称隐私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关键价值”，他说，“我们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中隐秘的部分似乎处于公开状态，而且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利用，因此，隐私对越来越多的人将有日益重要的意义。”

对苹果来说，现在与美国政府合作可能很快会让公司在国际上面临更加模糊的情况。

比如在中国，苹果与任何其他在那里出售智能手机的外国公司一样，要把进口设备交给中国监管机构检查。苹果在中国 也放有作为服务器的计算机，但苹果此前曾表示，北京不能查看计算机上的数据，因为服务器的密钥并不存放在中国。实际上，按照中国法律，北京通常对任何存放 在中国的数据拥有访问权。

如果苹果同意美国执法部门破解涉及圣贝纳迪诺案iPhone的要求，而北京要求得到一个类似工具，苹果不太可能能控制中国对该工具的使用。如果苹果拒绝北京的要求，它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处罚。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官员正在争取得到对国内销售电脑和手机的加密和安全的更大控制权，尽管去年在国外贸易团体的压力下，北京在一些要求外国公司提供其在中国销售设备的加密密钥的提案上做出了让步。

“人们往往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全球影响，”致力于互联网自由的非盈利组织Access Now的政策主任拉曼·吉特·辛格·奇玛(Raman Jit Singh Chima)说。“现实情况是，一个民主政府干这种事情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在自由更少的地方，其影响甚至是更加负面的。”

俄罗斯、英国和以色列政府也有强大的监听监视工作。一些国家的政府已试图用技术手段来搜集国内公民的情报。

苹果公司抵制美国政府要求的做法在人们中引起极为不同反响。苹果的支持者们在最近几天已在旧金山等城市举行抗议以示他们对公司的支持，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freeapple和#beatthecase等话题标签。

“我们仅仅是在为维持一个假设而战，那就是公司应该保护我们，”公民自由组织Fight for the Future的活动主管埃文·格里尔(Evan Greer)说，这个团体正在组织周二的支持苹果的全国抗议活动。“苹果正在做每家公司都应该做的事情。”

其他人则批评苹果的做法，包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特朗普已暗示要抵制苹果产品。

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对这场僵局有所了解，但许多人认为此事不影响他们购买iPhone及其他苹果产品的决定。 上周五在罗马，34岁的历史教师西蒙娜·法瑞里(Simone Farelli)正在一家苹果商店里随便看着新iPhone，她说，她“看不出来有什么理 由”会让苹果与联邦调查局的僵持“改变我购买一部新手机的主意。”

在中国，iPhone继续保持着其作为中产阶级身份象征的特殊地位。

上周五在北京三里屯高档小区的苹果商店外面等待开门的35岁咨询顾问温树跃（音）是苹果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用户之一。他说他喜欢iPhone，只是因为它比小米和华为等中国公司制造的国产品牌好得多。

“我从来没用过小米或华为，因为我觉得它们设计粗糙，而且不那么个性化，”他说。

苹果公司的股东们迄今对此事尚未发声。以前，一些曾抱怨苹果以推动社会为目的措施对公司核心业务来说多余的投资者很快变得默不作声了。在2014年的股东大会上，库克对投资者说，如果他们想让他只出于公司最终盈利的考虑作决定的话，“那么你们应该把股票卖掉。”

但是，数据隐私可能最终会促使投资者，并终将促使更多的客户用他们的钱包做出表决，因为“这是一个直接涉及公司 业务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迈克尔·库苏马诺(Michael Cusumano)说。“目前来看，人们购买手机时并不考虑加密的问题，但我们需要等着瞧，看这场斗争会变得如何激烈。”

香港——周日，香港的一张机动车牌照以1810万港元的拍卖价格成交，创下香港车牌价新高。该牌照仅包含数字28，在粤语中的发音接近“易发”。

车牌新主人的身份一时还不清楚。据香港媒体《东方日报》(Oriental Daily News)报道，那位竞拍者还以135万港元拿下了另一个印有数字232的无字头车牌。他表示自己是帮别人竞拍，并没有透露那人是谁。

香港在1973年引入车牌拍卖，所获资金用于慈善。最受追捧的车牌包括数字2到10（数字1为警务处处长专用），以及比较吉利的数字组合。它们往往被香港最富有和最显赫的一些人纳入囊中。

1994年，珠宝、地产和娱乐业大亨杨受成(Albert Yeung)曾以1300万港元买下一个印有数字9的无字头车牌，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最近的最高车牌价是2008年以1650万港元成交的一个印有数字18的车牌。

10年前，香港开始允许使用包含各种字母排列的自选牌号，催生了一大批如MCDADDY、XBATMANX和WHATEVER的个性车牌。

数字28会让车主更容易发财吗？答案就像该车牌新主人的身份一样，并不清楚。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吴嘉豪(Travis Ng)、庄太量(Terence Chong)和杜新（音）200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包含8等吉利数字的三位数车牌会溢价95%。而且股市越差，溢价越高：恒生指数每降1%，车牌就溢价11%。

相应地，不吉利的数字会使车牌贬值。数字4在粤语里的发音接近“死”，含这个数字会让一个四位数车牌贬值27%，且恒生指数每次下滑，都会把价格进一步拉低。

“4不是个好数字，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它会显得更糟，”他们在这篇研究论文中表示。

香港——香港发生多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几天后，中央政府驻香港的最高官员表示，这起暴力冲突事件是“激进分离势力”所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给反对他们的人贴的标签，从西藏到台湾一概适用，意指这些人的真实目的是分裂中国。

中国的异见人士一般会否认此类指控。不过，至少有一名香港抗议者表示，他对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使用这样的字眼称呼他们并没有意见。

“激进？是的。分离？我也不会否认，”24岁的抗议者、本土民主前线组织(Hong Kong Indigenous)发言人梁天琦(Edward Leung)说。他是被指控在2月9日的冲突中制造骚乱的几十人之一。

这起暴力冲突事件发生在人来人往的旺角一带，导致80多名警察和数十名抗议者受伤。在显示有意对抗——并追求不大可能实现的香港独立目标——的本土运动崛起方面，这是迄今为止最让人吃惊的征兆。本土民主前线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成立，这次运动没能实现争取香港施行更民主的选举的目标。本土民主前线倾向于激进行动，而非和平示威。梁天琦表示，后一种策略在2014年已被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

从政治层面讲，这个组织的长期目标极具野心：它想要本港居民获得在2047年之后投票决定香港未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独立的选项。2047年是北京承诺给予香港民众的公民自由和给予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高度自治权到期的时间。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目标是异想天开。

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本土民主前线，以及与之类似的“热血公民”(Civic Passion)等组织所倡导的，是现在被称为“本土主义”的理念。这是对中国内地在香港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做出的一种反应。本土主义者呼吁，在社会福利和择校等方面，采取让香港人优先于内地人的政策，呼吁维护他们认为正面临威胁的本港传统。他们组织过多次针对大陆游客的抗议活动，甚至抗议街头艺人听着国语歌曲跳舞，而非当地的粤语歌。

旺角暴力冲突发生在农历大年初一晚上，因素之一正是一项香港传统。过去那些年里，当局一直对过节期间在街头售卖 鱼丸和臭豆腐等小吃的无照商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一次，有消息称，检查人员准备阻止旺角的摊贩卖小吃。（官方后来表示，这些检查人员当时只是在巡逻， 并没有开出任何罚单。）

本土民主前线利用社交媒体，呼吁它的关注者前去“保护”这些摊贩。不久，一些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冲突。一名受到攻 击的警员一度向空中开枪示警——对于一个习惯于和平抗议的城市来说，这种情况让人震惊。不久，一群群带着面具的男子开始在街头纵火，向警察扔砖头。后者以 警棍和胡椒喷雾还击，有些情况下，也向对方扔砖头。

被捕之前，梁天琦正在用扬声器召集抗议者。他否认本土民主前线策划了这起暴力冲突，不过多名香港官员后来指出，该组织当时携带着塑料盾牌前往了旺角。据梁天琦表示，因这次些冲突而被捕的69人中，有20人与该组织有关联。

“要是历史决定我们要对暴力负责，so be it（原话如此，意为“那就这样好了”——译注），”梁天琦说。但“要是我们能成功达到自治，甚至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发生在旺角的将会被称为革命。”

不过，分析人士表示，认为中国会允许香港独立的想法，是很荒谬的。

“要想在维护香港权利方面有所成就，这些勇敢的香港年轻人需要弄懂政治的本质，需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研究当代中国的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说。“政治是有关可能性的艺术。”

梁天琦表示，他有长远的打算。他把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加上愿意进行抗争的大批抗议者——看做他们未来就香港命运进行谈判时的筹码。他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旺角发生的暴力冲突持欢迎态度。

“我们证明，有足够的号召力去向政权施压，”他说。

不是所有的本土主义者都赞同这种暴力示威的做法。但有迹象表明，这种策略正在年轻民主活动人士中赢得支持。雨伞运动整体上很和平，但未能取得结果，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大失所望。

旺角暴乱过后，香港八所公立大学里，除一所外，所有的学生会都发表了支持抗议者的声明。（香港城市大学例外，该 校没有学生会。）声明将骚乱归咎于当地政府，称政府未能解决公众担心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份声明引用了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话，称“骚乱是无人倾听者的语言”。

这与香港最大的两个亲民主政党民主党和公民党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个政党很快便谴责抗议者袭击警方。这两个政党的部分成员从事了长达数十年的民主运动，但它们受到了很多较年轻的亲民主活动人士的鄙视，被指成就甚少。

本土主义者自己已经开始参与香港的选举政治，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去年，一些本土派候选人打败了来自老牌亲民主政 党的候选人，赢得了地区议会的席位。梁天琦自己正在竞选立委。立法会的补缺选举将于下周举行。他的施政纲领包括建一座脱盐工厂，这样香港就不用再依赖内地 的供水了。此外，他的纲领还包括抑制学校使用普通话。

“我们一定要建立和加强一个本土身份，分开我们和其他人，”梁天琦说。

在雨伞抗议活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的学生领袖黄之锋(Joshua Wong)也正在组建政党，目标是让香港的自决公投登上立法会的议事日程。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惊恐，他们对一切分离主义言论深恶痛绝。

研究中国问题的曾锐生说，从民主角度来看，自决权的要求是合理的。“但香港不是民主政体，北京也不会允许香港变成民主政体，虽然它会假意应允，”他说。

北京——中国境内至少修建了10座白宫、三座凯旋门和一座艾菲尔铁塔。但是从2016年开始，可能不会再有更多这样的浮夸建筑物出现了。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周日印发指示，要求防止修建“贪大、媚洋、求怪，特色缺失和文化传承堪忧”的建筑物，而是要坚持“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方针。

该指示还呼吁不再修建封闭住宅小区。

这项指示发布的两个月前召开了一次高级别会议，旨在应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而产生的问题。上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还是在1978年，当时只有18%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现如今，中国13亿人口中超过56%居住在都市里。

这项指示也是2014年底习近平主席批评“奇奇怪怪的建筑”的延伸。

专家表示，由于新的指导方针传达了最高领导层的意见，他们认为，公共建筑将会采用更严格的设计标准。建设部旗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王凯表示，公共建筑应当优先考虑功能。“我们不应该在追求外观上走极端，”他说。

2014年10月15日，在一个重要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敦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预测，“北京市今后不太可能再出现如同‘大裤衩’一样奇形怪状的建筑了”。“大裤衩”指的是中央电视台总部大厦，其外观整体庞大，局部修长，设计师是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奥雷·舍人(Ole Scheeren)。

深圳建筑师冯果川表示，习近平的告诫已经影响了地方政府在新项目上的决定。“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现在倾向于批准更加保守的设计，”他说。

在接受《Dezeen》杂志采访时，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Zaha Hadid Architects)主管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称，国外建筑师发现，在中国接业务变得更加困难了。这家事务所在北京设计了一些比较超前的住宅和办公大楼。

“我觉得，中国领导层想要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倚重本国人才，”舒马赫对《Dezeen》表示。

冯果川说，他担心习近平在干涉一个本应由城市规划部门来负责的领域。

但王凯认为，更加严格的标准主要适用于公共项目。“在私人住宅或商业项目方面，仍然存在创新的空间。”他说。

不过，同一份指示也表示，今后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以便起到纾缓交通挤塞的作用。

中国从90年代开始建设封闭式小区和郊区住宅项目，当时私人房地产市场开始启动。

《金融时报》周一（2月22日）刊登文章报道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试运营的消息。

作者本·布兰德认为，被排除在多数国际组织的台湾此举堪称“博物馆外交”，旨在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强调其作为一个区域贸易中心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一个省。

报道说，台湾故宫博物院获批十多年后在嘉义县太保市开馆试运营，定位为亚洲艺术文化博物馆，展品涵盖茶、佛教艺术、纺织等亚洲文化遗产，也举办伊斯兰玉器、日韩瓷器特展。

据了解，南院与台北故宫的建筑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北京拒绝承认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国立”地位，它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借展品。

马克·奥尼尔是台湾国立公共博物院史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史的作者。他确信，由民进党批准建设的故宫南院体现了台湾日益增长的独立意识。

“故宫南院由台湾著名设计师姚仁喜设计，其风格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截然相反”，他说，“蒋介石梦想着反攻大陆，台北故宫是经典中国风格”。

奥尼尔认为，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前，当地就有丰富的历史，从17世纪荷兰和西班牙的贸易前哨，到20世纪上半页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建设。

文章说，故宫南院除了展示台湾在泛亚洲历史中的地位，还旨在帮助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并推动与海外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从而提高台湾的国际参与度。

报道引述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表示，台湾的知名度能够通过我们的展览有所增加，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将更看重台湾的价值。“我认为很多国家愿意邀请我们合作的原因是，他们无法与我们有政治交流”。

文章说，奥尼尔认为，巴黎卢浮宫、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是重要的旅游景点和文化目的地，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有重要的外交功能，因为“台湾被太多国际组织排除在外”。

《泰晤士报》周一（2月22日）刊发报道说，中国寻求创立通风廊道以应对北京的雾霾问题。

文章引述城市规划者说，五条宽约三分之一英里的通风廊道将吹散雾霾，为北京带来新鲜空气。

据了解，这些通风廊道将通过用高速公路和低矮建筑群连接包括公园、河流、湖泊在内的绿地和空旷区域的方式带来由北到南更好的通风。

报道引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王飞表示，通风廊道的路线将受到严格控制，任何障碍将被逐步移除。

文章还说，上海、福州等其它城市也已经启动了相关项目应付空气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