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mulan

专家们把贸易对美国经济的好处弄错了？

随着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初选选民前往投票站，这两个丢失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传统工业州的美国工人阶级，在周二 晚将再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上周，密歇根州的造反选民把民主党初选的胜利送给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同时继续保持了非正统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领先地位。

选民的愤怒和沮丧，虽然部分是由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所导致的，都可能不会让这两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成为总统。但这种情绪已经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动摇了一个曾经坚定的共识，既自由贸易必定是一件好事。

“总统竞选活动中的经济民粹主义迫使人们认识到，不断扩大的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的前经济顾问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写道。

看起来最令人惊讶的是，常常被人认为是短视的、无法全面了解贸易所代表的经济权衡的愤怒的工人阶级，似乎早明白了专家们迟来的真理：贸易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好处也许并不总能证明其代价的正当性。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奥托尔 (David Autor)、苏黎世大学的戴维·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对我们所有人从小就相信是正确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该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体会从贸易冲击中迅速恢复过来。从理论上讲，像美国这样的工业 发达国家，应该把劳动力转移到能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更先进的产业，以此来应对出口竞争。

他们研究了大约20年前，在中国突然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之后，美国工人的经历。他们的结论是，理论上该出现的调整 从未发生。或者至少还没有发生。在受影响最大的本地就业市场，工资一直很少，失业率高居不下。从全国来看，也没有迹象表明其他经济领域能提供就业增长，来 抵消制造业的失业。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暴露在中国竞争下的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下降，每年让每个成年人减少了213美元的收入。

在另一份他们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和布兰登·普莱斯(Brendan Price)合写的研究报告中，他们估计，1999年至2011年累计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是多达240万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这些结果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贸易带来的短期和中期效益，”他们提出。“由于未能预见贸易造成的错位可能如此严重，文献有责任为贸易所带来的好处给出更有说服力的估计，让赞成自由贸易的人不只靠理论的根据，也有证据基础表明谁受益、谁吃亏，各是多少，在什么条件下。”

全球贸易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好处。在它的帮助下，数亿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壮举。它保证了苹果公司可以受益于中国充分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得到价格更优惠、更好的制造产品。

虽然如此，但奥托尔提供的证据表明，尽管在考虑了谁赢谁输之后, 贸易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有好处，但当考虑到它 把蛋糕的分配改变了50%之后，支持贸易帮助全球经济蛋糕增长了3%的证据就比较弱了。而且当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兴趣去补偿在这种贸易中失利的一方时，情 况就尤其是这样。

中国大步跨入市场经济的影响正在减弱。中国的市场经济曾经吸引了上亿的贫困农民进入制造业，他们主要为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制造出口产品。中国的工资水平正在快速升高。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正在放缓。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没有如此之大的破坏性。尽管有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种种批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评 估其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并不太大。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要小得多，也更平衡。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1994年生效后的多年里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只是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稳定进入美国市场的许可后，才大幅度减少。

但是，中国出口带来的冲击给美国工人阶级造成的创伤尚未痊愈。这种不成比例的影响提醒华盛顿的官员们，也许应该改变其在未来贸易自由化方面的做法。最重要的是，它指明需重新考虑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处理贸易分配后果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在美国与世界之间架起藩篱，但这确实意味着应该借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崛起，这些国家做出了适宜得多的回应。

德国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经历了中国进口的激增，也经受了苏联集团解体之后来自东欧国家进口的冲击。但它仍然保持着较为良好的贸易平衡，因为德国生产商也增加了面向所有这些国家的出口，抵消了进口竞争造成的就业损失。

奥托尔认为，美国人的低储蓄率是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外国人倾向于囤积美元资产，帮助保持了美国的低利率水平和美元的坚挺，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赤字的居高不下。

然而，也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对我说，德国的高技能工人比较难以用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来替代，因此虽然没有彻底避免外包，却也限制了外包的规模。而且德国的工会也更强势， 更善于坚持斗争。

华盛顿亦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史蒂芬·S·科恩(Stephen S. Cohen)和J·布拉德福特·德隆(J. Bradford DeLong)在新书《混凝土经济学》（Concrete Economic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发行）中表示，究其根源，这要归咎于美国的政策选择。

二人认为，美国本来可以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策略施加反作用力，方法或许是，在中国贸易顺差膨胀之际，更强烈地坚持北京让人民币升值。它本来也可以努力扶持未来的尖端行业，就像政府之前多次做过的那样，鼓励从纺织品转向大型喷气式客机，从玩具转向半导体。

但华盛顿的做法却是把国家的未来和住房和金融绑在一起。而华尔街不仅没有让繁荣惠及众人，还引发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他们笔下，即使从最好的方面来看，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也“没有产生任何价值（或者产生的价值微乎其微）”。

那么，决策者们应该何去何从呢？

答案不会很简单。撕毁现有的贸易协定、躲回高关税壁垒的后面——就像特朗普，或许还有桑德斯主张的那样——极度缺乏建设性。世界经济本来就不稳定，这种做法相当于落井下石。而且，如果违背了国际条约，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国际协调也会变得极为复杂。

不过，在未来的任何贸易自由化举措中——包括奥巴马政府倡导的尚未获得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如果还会继续推进的话——决策者必须更加重视管理成本。奥托尔认为，任何进一步增加贸易的协议，都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为面临风险的企业 及员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改组转型，进入其他工作岗位和部门。

也许最重要的是，贸易领域的新证据表明，美国决策者如果不打算提供更有力的福利保障，就不能一再把所有痛苦都转嫁到美国蓝领工人身上。

倘若贸易分配成本确实很小很短暂，可能那还说得过去，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成本既庞大又持久，此事看起来就不甚合理了。

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会议于周三（3月16日）在闭幕，最后一天议程在形式上最终通过了北京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纲要。

周三早上的人大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慈善法草案。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许多重要政策和计划其实在更早之前就已基本定下，但在表决前，“十三五”规则草案中原有的“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板”被删除。

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闭幕会上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总理李克强则表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待续加大。

慈善法通过

周三早上，慈善法草案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以2636票赞成、131票反对、83票弃权表决通过。

草案规定，个人将不能发起公开募捐，承诺捐款不兑现可能会被起诉，摊派捐赠任务将构成犯罪。

新法将填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慈善事业上的法制空白——过去由于相关法规不完善，慈善事业时常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闭幕讲话中说：“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慈善法，是我国慈善制度建设的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周三的记者会上承认，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待续加大，而中国政府也做了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情。

但他表示，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将长期向好。

中国在2015年的经济增长为6.9%，位居世界前列，但却是近25年最低的一年。

中国在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7%，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年均增长率保持在至少6.5%。

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不可能”完不成经济目标。

“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并不是凭空的，”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因为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就不会‘硬着陆’。”

他还表示“我们政府确实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事情”，且在“保障公平竞争环境的监管方面又没有完全到位”，但同时强调通过改革可以激发市场活力，足以“顶住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金融市场支持实体经济

金融市场也在过去一年出现数次大幅波动，中国股市各项指数在2015年下挫超过30%，并导致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干预，但是成效有限。

“因为许多金融问题的表现往往早于经济问题的发生，”李克强在周三的记者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关于金融市场的问题时说。

李克强表示，金融市场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最大的风险，”李克强说。

“去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像降息、降准、定向降准等措施，这不是量化宽松，我们始终注意把握货币供应量的松紧适度，主要还是为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的成本。”

李克强还表示，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居民储蓄率均比较高，令中国有能力抵御金融风险。

但他表示：“不管市场发生怎样的波动，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而且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李克强还补充说，中国将力争在今年开通深圳和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的深港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