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会场第二排的中国女士突然高声喊叫起来，打断了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一段有关香港民主自由的讲话。
罗杰斯是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也是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的创办人。冲他大喊大叫的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女记者孔琳琳。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通过网络视频传遍了全球。孔琳琳不服劝阻，继续破口大骂，还不止一次出手殴打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孔琳琳被英国警方逮捕后，罗杰斯获知，有八名中国外交人员到警察局要求释放她。
伦敦中国使馆其后发表声明说，在使馆的“严正交涉和舆论压力”下，英国警方在短时间内无指控释放了孔琳琳。中国方面还说，孔琳琳的被捕是对她言论自由的侵犯。
罗杰斯说：“似乎在他们的头脑中，她有掌掴别人的自由，我们却没有讨论香港的言论自由。”
孔琳琳目前被英国伯明翰警方正式起诉。
适得其反的匿名信
发生在罗杰斯身上的另一件事也让他领教了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活动能力。
过去一年来，他在伦敦的邻居们都收到了同样一封盖着香港邮戳的匿名信。
“亲爱的居民，”这封信写道，“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自称是一名人权活动人士，事实上，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
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罗杰斯的黑白打印照片，下面写着“防着他（Watch him）” 。
罗杰斯的母亲也收到一封寄自香港的信，要她转告罗杰斯，不要再谈论中国和香港。 还有一封信寄给了他的雇主。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朋友告诉我，这种试图向活动人士的邻居、亲属、雇主施压的方式在大陆很普遍。但是认为这一招能在伦敦奏效着实古怪，” 罗杰斯说。
这些匿名信不仅没起作用，反而帮了倒忙。一些邻居请罗杰斯喝啤酒，想要认识他，更多的英国人开始关注香港。
我被禁止入境是香港的悲哀
21年前，罗杰斯大学毕业后就飞来香港，那时香港主权移交刚刚几个月。他在香港做记者，度过了快乐的五年。他怎么也没想到，20年后，他会被禁止入境香港。
2017年10月，他飞抵香港，计划私下会晤一些朋友，包括正在监狱服刑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
临行前，在得知不可为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并向中国大使馆保证不会举行公开活动或接受媒体采访。但是在抵达香港入境处后不久，他就被送上了一架返程的班机。
罗杰斯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临上飞机时，他向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微笑告别。他不怪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一国两制是否已死？一国一制，对吧？”他问。
这位工作人员的眼睛里泛着泪光，恳切地说：“先生，我只是在执行公务，我不能评论。谢谢你的合作。”。”
罗杰斯握住他的手，对他说：“对香港来说，这是悲哀的一天。对我来说也悲哀，我无法探望在香港的朋友，但对香港而言特别悲哀，拒绝一个没有犯罪的公民入境。”
国际社会应携手发出更强音
过去几年来，香港自由的消蚀和威权主义的兴起让罗杰斯越发忧心——书商被绑架，和平示威者被监禁，学术自由受到威胁，民族党遭禁止运作——很多基本的权益都被剥夺。
“我认为香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一国两制即将形同虚型，”星期四（11月1日）晚间，他在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说。
“《基本法》23条可能会是最后一根稻草”，他说。一旦立法，这将为香港引进叛国、颠覆等刑事罪名。
去年底，罗杰斯在英国创办“香港监察”组织，决心为香港的自由、法治、自治发声。
“我不是反华人士，”他一再强调，“我成人后的大部分时光都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度过，我希望中国成功，尽管我对这个政权和共产党持批评立场。”
罗杰斯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向全球大举输出威权模式的当下，单个国家很难有效抵御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如果志同道合的国家携起手来，发出更强的声音；如果香港的民主力量能摒弃派系和纷争，形成一种联盟，那么抗击威权政权并非没有可能。
“历史证明，独裁不会永远持续，”他说，“有时那些人们认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国家会出乎你的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