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中国文明大转型的第三波，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在四个维度上的“低头致意”，以期吾国吾族能择善而从，昂首做人。
1980年代以还，中国重启大转型进程，历三十五年而未止，实为整个近代中国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文明大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此番大转型，作为近代中国大转型的第三波，在“抗战”爆发导致常态转型进程中断四十年之后，终与前此两波大转型接眚，而前赴后继，连缀构成了“现代中国”第次成长的完整历史。其之起伏跌宕，惨烈异常，而风华无边，以“改革开放”笼统，真切得很，得体得很，要命得很。也就因此，所谓“改革开放”是并且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措辞，并非等同于一般的行政调整与吏治整饬，更非“部委行业重组”一类操作层面。具体而言，第三波“改革开放”起自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下迄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其间辗转，考其心态，审其章法，实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顺应这一转型大势，而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有限政治开放，为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庞大实体接生。从而，终究而言，意在改天换地，而势必撼天动地，未几席天幕地，终究感天动地。
看官，说是“向后倒退向前进”，就在于其间的经纬铺展和纲目排列，无他，实在不过就是在四个维度上“低头致意”而已。下面对此逐一分梳，重在最后引导出“择善而从，昂首做人”这一主题。
一、致意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
首先，向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低头致意。从1860年代初期启动洋务自新运动以还，超愈一个半世纪里，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也就是人民公意与民族愿景，经磨历劫，渐次显豁，最终提炼定型。它们不是别的，就是追求“富强、民主与文明”，以此为一切政经活动与文化事业的鹄的。通常所谓政体变革、国家建构、经济社会开发与文教铺陈，战争与革命，悉数围绕这一轴心打转。为此，在“文明开化”这一总体框架下，标举“自由与平等”，将“法制人权”和“宽容开放”等价值，慢慢收纳入怀，力争落地生根，而于移植西洋文明中启发华夏生机，缔造现代中国及其现代文明。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亿万同胞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虽历经跌宕，而流离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考其进程，虽屡遭打断，时见偏差，而内里脉络连绵不辍，并在历经战争与运动冲击后，终究于晚近三十多年里汇集一堂，蔚为主流，愈见其茁，而终成全民共识。
实际上，纵观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历史，可以看出，但凡违迕这一主旋律，昧于这一历史意识，背离这一政治意志，则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而终究为中国现代成长进程所抛弃，在激烈对垒后雨打风吹去。晚清皇族内阁拒延深化改革，玩完了；袁大头悍然称帝，立马玩完；国民党一党独大，也玩完了；“文革”式极权暴政，同样玩完了。因而，晚近三十五年里，所谓“拨乱反正”，扭转“文革”式极权，正不外醒悟到这一历史意识，回归于这一主流政治意志，而于建设现代中国的日迈月征中，向着这波大转型的最终目标而日就月将。从此迈步，磕磕碰碰，屡仆屡起，康庄大道也。否则，势必天怒人怨，而“吾与汝偕亡矣！”
故尔，从1980年代以还之发展经济、追求富强、修复社会与重建伦理，到此刻的政治参与意识高涨，而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在可见未来政改终究势必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而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来最后收束，道出的是“现代中国”的成长必须解决国家建构和政治建设升级换代这一时代课题，必以开辟新局为终局。此时此刻，新局未开，则终局姗姗来迟，正面临着非先破局而后迈步开局不可的当口。当此之际，几年来，层峰不进则退，居然诉诸文革式理念与治理方式，汲汲于所谓“家业”永固，可谓昧于时势，愚不可及，而终究难以为继。同时，三十多年里，随着国民生活水准递次提升，行止出处渐求雅驯温文，伦理社会渐次恢复和公民友爱滋长发扬，展现了华夏民族追求文明仁爱的心理脉动，说明其非强势党国文化所能全然阉割得了的。凡此诸端，三十五年里，分头合击，万流归宗，演绎展示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历史意识和强毅政治意志。
换言之，此间出现而延绵至今的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式意识形态及其变种，仅为暂时现象，进而，奠立于此的政制及其宪法，是并且只能是“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其之消长，亦必以是否顺应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为取舍从违的准绳。眼光囿于短程，便只见其力大，一手遮天；放眼大历史，则明了其恶盈，早已人人憎恶，实为强弩之末。从而，其之明显违迕此间历史意识，而背逆此种政治意志，遂愈发显豁，亟需于抛弃裁汰之际，最终拥抱普世价值，建立迄今为止世界文明所能开示的最佳政体。此亦无他，就是如笔者所一再申说者，现代中国的成长，需于建设“民族国家—文明立国”这一维度和层次之上，更新换代，再上层楼，引入“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国族2.0版本，藉此奠立华夏文明“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大厦，而完成秦汉以还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这一波文明大转型。
朋友，历史脉动强劲，政治进程不可阻遏，则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舍此其谁欤？！
进而言之，此一面向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之低头致意，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向全体国民，所谓亿万人民服软，被迫向千门万户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这一生存事实让步，故尔才有“改革开放”后生民稍得喘息、民生渐次复兴的欣欣景象。而此刻大家忧心忡忡，就在于担忧照此以往，伴随着“短缺经济”与“票证时代”再度回复的，是毛氏极权政治重临华夏，则民不聊生矣。就此而言，考其内里，不妨说凡此表明基于华夏文明正宗的历史理性战胜了云山雾罩的政治谵妄，屡遭压抑的新型公民理想初步获得了反抗党国意志一统独大局面的柔弱能力。今后的历史进程与政治努力，当在此低头致意之后，紧接着一个直接赋予国民选票、面向亿万国民真正低头致意的政治进程，而这也就是“公意时刻”降临，现代立宪民主政治沧桑落地，华夏邦国终成现代国族而走向政治成熟之日。吾所唤矣，而万民待矣，祖国馨香祷矣！
二、致意中国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
其次，向中国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低头致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古今维度，一言以蔽之，就在于逐步抛弃以“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斯拉夫式意识形态”取替“中国文化传统—文明典范”的企图，回归中国文明及其典范正宗。此间基本背景在于，近代中国尝试过种种主义，实验过不少思想，西洋东洋皆有，古代现代齐至。其间，冥行擿埴，祸福相倚，一旦选择错误，则祸莫大焉。举其显例，则上述十九世纪日耳曼—斯拉夫苏俄式意识形态及其政制，不幸降临吾土，其刻薄寡恩，暴戾恣睢，祸害深巨，最为昭著。某种意义上，语嫌夸饰，不妨说此为华夏文明历经蒙元入侵、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第三度蛮族入侵，而了犹未了。它们作为“中国问题”的误诊处方，危害深广，致使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实为中国近代历史中最为重大惨痛的负面事件。故尔，经此折腾后，今日中国，依旧是主义的万花筒，举凡文化民族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温文社群学说与大同共和理想，都有市场，都有活力，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之尽力粘连古今，悉心贯通中西的用意，也愈见明显，就在于历经百多年激烈反传统思潮震荡之后，经过批判梳理后的文化传统及其文明典范的基础意义与现代价值，已然重获认同，有待持续慎思明辨而勃然发力也。
揆诸近代历史，不少拥有悠久历史与厚重文明的后发国家，也包括法国这一秉持狂飙突进方式挺进现代的先发国族，时当现代突破初期，求存求荣，都曾经历过激烈反传统主义。风云震荡之后，痛定思痛，多半会出现向文化传统的再认同现象。就其优质层面来看，此非简单复古。毋宁，其为创造性转化后的历史自觉与文明自觉，亦甚显明。职是之故，不难理解，迄而至今，几番挑拣，为何吾国官民一体，向孔孟正义多所回归，而且，其势汹涌，原是物极必反，有以然哉。这不，包括清明、端午成为法定假日，倡议立法规定孔诞为教师节，以及执政党第一把手礼拜孔庙，再三致意，凡此种种，在在意味深长也！毕竟，仁爱、理智和信义，民胞物与的人道精神、天人合一的圆融智慧、王道政治的道德张力、诗礼文教的文明范式，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士志于道的君子人格，本就是普世理念，也是华夏民族作息生聚的文明典范，恰与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与民主法治、人权宽容的现代价值若合符契，岂是秦制苛法与阶级斗争、专政偏锋所能轻易取代者也。是啊，它不仅表明吾族吾邦的文化意识和政治意志挣扎重回中国文明主脉之势，反视回照，即温即厉，而且，期期于作育更张，更上层楼。曾几何时，“中国传统文化”蔚为贬义，备受摧残，却转而复兴有像，证明那个十九世纪的日耳曼—斯拉夫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矣！就此而言，原教旨毛左申言必须防范“以儒代马”，确也触及了时事痛点，噫嘻。
不过，话说回头，当此之际，泥沙俱下，必须严予分辨。文化传统是活的，而传统文化可能是死的，或者，不少皆为糟粕。所当致意而转化的是文化传统，而非化石般的传统遗存。既为化石，就已无法转化，因而，所当致力体悟传承而发扬光大者，毋宁，乃文化传统与文明典范也。进而言之，且不说所谓“中国文化传统”非止儒学一脉，其文明典范更非儒义所能垄断，即就当下世道人心而言，任何一种学说思想，特别是类如新儒学这类希冀有所作为的庞大思想体系，乃至于一切醉心于也似乎必须致力于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倘欲真切有所作为，都至少不得不面对下述四项重大考验，而检验其德性，表明其成色，落定其功效。
第一，无法回避对于权力的态度，而必得在道势两端取舍，于德位之间从违。尤当公权恣肆缺德之际，总不能做缩头乌龟，甚至于反而唯唯诺诺，响应风从；第二，必得正视社会苦难，包括面对恶政窳治之不公不义而慨然回应，发挥社会批判效能；第三，勇敢而深切地关注人性之恶及其政制形态，绝不能视而不见，集体失声，却袖手谈心性，逍遥扮鸵鸟；第四，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在回应与解决上述问题之际，对于程序和方式的选择，有关程序理性与正当程序的思考设计，其之是否切应贴合，有无目的与方法的背反之虞等等，展现审慎的方法论思考与深切的道德紧张。
综此四端，不妨说，了无新儒学的声音，现今中国的这拨新儒家大多不合格。其之信誓旦旦，要么缅怀曾有的儒门阔绰，继续徜徉于悲情叙事，汲汲于恢复往昔的思想中心地位，而无视其之面对现实之苍白孱弱，早无解释迎应之力。因而，此番作业，无异于以学术公器谋取一己之私，迹近笑话。要么奴颜媚骨，傥论“只要尊孔，就当合作”，彻底放弃价值判断与道德立场，进而不明所以地礼赞领袖，公然为威权放歌，无视政体转型尚未完工与近年国族整体局势逆转之严峻，大言不惭“终于迎来了最好的时光！”经此仿佛一拍即合，在在暴露了千年延续的无骨市侩吃教陋儒本相。若说“判教”——现时代条件下，新儒学居然祭如刀锋的一个谵妄念头——则此脉者流，恰恰了无原典儒义之刚健正大，违迕了以德抗位的圣人之教。再者，在此作业过程中，不是将儒学儒义当作理性领域，却奉之如教义，概为其心智缺陷所在，而根本背离了儒义本当蕴含的启蒙意义。近年新儒学中人与倡言威权政治的“新左派”和“毛左二代”颇多勾肩搭背，你侬我侬，似乎于此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至于坐无坐相，站无站相，满嘴污秽，面对一介小吏便懦弱不堪，眼前蝇头小利顿时蠢蠢欲动，还敢以儒门中人自居，面对“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古训，真不知怎就能毫无无地自容之压力。
三、致意普遍人性
再次，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所谓人性，起于人类之为自然存在，诚如夫子自道，食色性也。进言之，以一己为中心，而以人类为同胞，争求温饱，享受情色，厮守爱情，免于冻馁，免于恐惧，免于无家可归，岂非人性之常，莫非人世之福，而为天之经也，地之义哉。由此往上，作育德性伦理，涵养规范伦理。进而，循此前行，追求自由，力争平等，造就美好人世与伟大社会。——凡此种种，道尽了求存求荣的人性本根，蔚为人性之必然和人生之本然，而不得不引导出有关于此的道德议题，无法回避基于人性的政治纠葛。
正是在此，置身现代立论，无论着眼发生论，还是基于生存论，政体是因应人性而来的政治设置，而政治不过是合众共处的和平哲学，以分享自由为德性，因而不得违迕人性，却又规范人性，总是铁则。政治不及，需要行政与治安；政治失败，乃有战争。故尔，若果政治蔑视人性，必致残害人生，早为东西历史所一再证明，更为二十世纪中叶以还吾国吾族三十年的血雨腥风所再次佐证。——干什么，都不能与人性对着干，这是晚近七十年历史最为深重的教训，而无所谓“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就此不难理解，回看晚近三十多年，这叫做中国的十三万万子民的浩瀚家园，其苦斗，其挣扎，其劳生息死，不就正在于向着逐步承认普遍人性而非只是阶级性，承认人性的自私与幽暗，承认人性自私的合理性以及利他的必要性这一方向，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吗！而前行恰恰意味着回归，落定于人性之常。灵肉之间，人命危浅，人命之花就系在这人性之常的枝头，深植于亿万生灵所汇聚的人世之根。生死两头，虽说“欲动情胜，利害相攻”，可人就是这么个物种，所谓“早知世界由心造，无奈悲欢触绪来”，没辙！——朋友，常识源于漫长人世累积，极高明而道中庸，于人于事，最为要害，于此可证，于今可证，在在为证也！
此间堪为要害而得引申的，不外私产之不可侵犯与自由之天经地义。无论是以国民财富的创造传布、分配消费最大化为目的的货殖经济，还是追求平等尊重与幸福生活的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横向联合方式的自主选择及其天经地义，悉均深植于人性之自保自强，而善自发育，进而涵养出社会政治目标与社会政治设置。它们不仅展现了人性的洪荒伟力，也是对于人性惟危之深度怵惕，表明的是人性之浩远深邃及其无可奈何。就此而言，尊重私产而赋予私产以神圣不可侵犯之位格，一如尊重公民自由，营造共和国的共同自由，才可能祛邪匡正，就是尊重人性，也就是在保育涵养正派人生。反之，则为蔑视人性，践踏常理常情，在在反人类也。——党国垄断一切之际，小民百姓讨生活过日子，连家居生计、一砖一瓦都难能长久预期，朝不保夕，时刻惴惴不安，还谈什么涵养人性，而保育人生者也！？
由此可见，人之生物本性、市民属性与政治天性，以及秉具道德理想的超越灵性，凡此四端，构成了普遍人性的基本面相。自然身躯与理性造物，于此汇融；世俗欲求和自由追求，在此激荡。由此而人性生机勃勃，基此而人生轰隆创造。故尔，承认人性就意味着对于它们的全体尊重，而这恰是人类理性的判断力所在，也是一种道德的优美与真理的德性。正是在此，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于生物本性、市民属性两项多所认同，渐次宽容，而于后两项则迟迟不肯正视，甚至于多所打压，近几年更是打压加剧。后述两项非他，其实不过就是政治参与的天性与精神信仰自由的灵性，表现为结社自由、公民示威游行权利、政治参与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现实政治诸端，虽有《宪法》明文规定，却未能兑现，正说明刻下中国政制尚未跨过现代政治门槛，而民情积压，蓄势待发，则势者时也，有待深怀怵惕中而接续努力者也。大转型“历史三峡”两百年，所谓“临门一脚、最后一役”，其枢机在此，其机运亦在此矣。
四、致意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
最后，向英美主导的大西洋文明时代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现代文明秩序，萌发于17世纪以还的地中海文明，繁盛于19世纪中晚期登场的大西洋文明，迄而至今，骎骎乎三四世纪矣！而有模有样，也就是一两百年的事儿。此前的古典枢纽文明，东西南北，各表一枝；所谓现代文明，为地中海北岸抢得先机，发为嚆矢，再接续以大西洋文明。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包括晚近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恰巧发生在英美横跨大西洋合纵连横，盎格鲁－撒克逊国族逐渐称霸地球这一时段。它们在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什么经验理性逻辑理性，什么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什么自然法普通法，裹挟带动着全球屁颠儿屁颠儿的。一两百年下来，所形所塑，至再至三，不过就是上述大西洋文明时代。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统治地球超过一个半世纪，于今虽现衰象，却依然蔚为霸主。整体而言，人类尚未走出大西洋文明体系。因此，若说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首推还是跨大西洋联盟的欧美协调，其次才是中美关系。——顺说一句，说中国晚近三十多年的经济成长与社会进步得力于美者甚多，如同其大量借力于港台、日本的投资和技术，后者亦且于此获利于中国的廉价劳力与市场开放，两方情形，均于据可考，当致谢再三。就美利坚帝国持续展示的大国繁华与民主盛景，所予吾族吾国的道德冲击和典范想象，特别是“接触”政策释放的宽和氛围，进而促进了“借开放而改革”的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来看，怎么说也不过分。至于1945年“抗战”结束后拉扯吾国一跃而为“世界五强”，其相濡以沫的情谊，更当铭记于心，载记于史。但是，傥言晚近三十年美国“重建了中国”（We rebuilt China），似乎无视华夏亿万百姓胼手胝足、含辛茹苦与冲天创造，如副“伯理玺天德”彭斯所论，则大言不惭，贪天之功，纯为扯淡也。
回头一看，中国186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晚近三十多年的“第三波改革开放”，不管明里暗里，均以汇入此一世界体系为务，而孜孜于“与世界接轨”，免于“开除球籍”。而且，究其实质，还真的就是藉此进入世界历史进程，而汹涌澎湃矣。接什么轨？其实就是向大西洋文明主导的世界体系低头致意，以向曾经的侵略者学习而自救，于自新更张中汇入这一体系，进图文明复兴。此间心路历程，既是无奈，也是识时务，更是择善而从。在此，反帝反殖反霸也好，接轨接眚接洽也罢，正反合，不离主题。到如今，这大西洋文明时代似乎为仿佛正在苒苒升腾的太平洋文明时代所取代，更升级换代，进境至三洋互动、五洲震荡的新版本，则小小寰球，不同此凉热，见证了盛衰兴亡，印证着河东河西，而向时间再奉上一阙赞辞也！
所谓三洋互动，就是印太格局初现，“民主国家联盟”发力，而发轫之轴心仍在大西洋，更早已深入亚洲腹地与远东海疆，这才三洋连缀一体，于文野之战与古今之变中，更叠加上海陆之争与中美之争。凡此四端，如笔者将在“自由主义的五场战争”一文中所述，它们既是合纵连横的国家理性使然，演绎的是权势重组时刻大国争锋的国家间政治，也是民主体系的道德理想驱策的结果，表明了立宪民主蔚为政治高位之际价值理性之不可折辱。值此情形，无论实然还是应然，中国的基本姿态不是另起炉灶，其内在心态亦非希冀根本替换既有体系。说真的，此时此刻，傥论以“中国方案”解决世界问题，什么“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吾国吾族，既无此本钱，也无此必要，不自量力嚣嚣然，势必陷入毛氏虚幻全球憧憬而实为“帝国情节”陷阱，为沉重“帝国负担”所害。一个不能善待国民、亿万人连一张选票也无的国度，有什么方案不方案的，谈什么方向不方向的。毋宁，仍需“低头致意”，将政治高位那一套悉数学习到手，则天宽地宽。此非策略，更非什么战略，而是中国以大转型未竟之身，仍需完成现代事业，然后才能再作他图之现实使然。尤其是优良政体未立，时时维稳，处处捉襟见肘，一切难以伸展，若果因为内政不修，却搅合于国家间政治而再次中断历史政治进程，则祸延千古，罪莫大焉。说一千道一万，中国必须翻过“现代”及其“现代政治”这道坎，在此进程中超克其野蛮性，才有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进而为世界人类展现普世人生的地方智慧。此间转折，千言万语，绝非什么“反现代的现代性”之流所能讨巧卖乖者也，更非其所能转移搪塞者也。
揆诸历史，如同近代曾经发生过的大规模种族奴役与大屠杀，“日耳曼—斯拉夫”式意识形态及其极权政制，恰为此野蛮性之所在，而中国晚近三十多年与世界融合的现代进程及其拨乱反正，正在于摆脱洗涤此野蛮性，努力于反思更张中求得超克。所谓邓氏路线，起点在此，不过如此。这才动用了包括儒学儒义在内的各种可能思想资源，而不问“白猫黑猫”矣。经此转折，达臻前述转型重点，则对于政权存亡的担忧不复存在，而维持政府稳定有效运作的公共政策掂量必然走上前台。——朋友，但凡转型落定的常态国家，只有政府危机而无政权危机；否则，便是政府强固，而政权危殆，提心吊胆中惶惶不可终日，临了只能以“绝不做末代皇帝”自我充值，打肿脸充胖子，硬撑。这哪里谈得上长治久安，更不用说什么永久和平。再者，权势转移与体系更替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端看国族智慧能否率先触及未知，引领文明潮头，造福良善人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有效促进永久和平，在为国族增益之际造福全球人类。否则，以强力政治硬性介入，甚至于诉诸蛮力政治，为那个啥而啥，不啻白日做梦，而劳民伤财，内外交迫，自取其辱矣。同样在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此守成大国遭临新兴大国成长挑战之际，特朗普老白男式的认知失调性歇斯底里，以霸道姿态对付世界，而以巨婴心态修理他国，动不动一甩手了事，导致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摇摇欲坠，透支的是历经百年方始奠定的美利坚信用体系与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德性权威，并给正在向民主政治蹒跚迈进的新兴国族以民主政治溃败的大众印象，而为全球性的民主批判浪潮添油加醋，实实在在，既不可欲，亦不可取。见不及此，而拍手鼓掌，实与红脖子们一般无二矣。
五、择善而从，昂首做人
综此四项，荦荦大端，千回万转，万世一时，构成了晚近三十五年所谓“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路，也是我华族文明历经磨劫、贞下起元的一段心路历程，惨烈而慷慨，低徊复昂扬。朋友，一切的天翻地覆，所有的恨爱情仇，万水千山，愁肠寸断，都发生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既构成了这一时代，并为此时代作证也。
其实，以生民为本，为生命祝福，一切围绕着人生打转，为亿万人过好日子而打拼，管他这个那个的，则低头致意，天地无边嘛！而且，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善而从，哪里是什么低头；迎头赶上，止于至善，明明是昂首做人；并驾齐驱，美美与共，这世界才是人间居所。而且，也只有奠立于富强基础之上，拥抱民主政体，修炼文明涵养，提澌人生境界，才能够挺直腰杆，真正昂首做人！在此，落笔前述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行文，就国族自保与生命起居所需之“富强”指标而言，吾国进步多多，亟需广布公义；就民主政治来看，民情积累，舆情汹汹，有待临门一脚；而就文明修炼提澌立论，则不妨着眼长远，日进一步。但是，不论如何，切不可固守既得利益，孜孜于一党一派之私利，视天下万物为党派的囊中之物，做万年专政之南柯美梦，而不顾苍生痛痒，与天下对着干。否则，必灰头土脸，死路一条也！
邓公当年喟言：不走“改革开放”这条路，无论走什么路，都是死路一条，正为此预作陈词矣！
前文屡现“晚近三十五年”或者“三十多年”这类表述，就在于最近五年间政道逐渐逆转，治道宽严张弛失据，背离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与政治意志，也不再“低头致意”，却多所回归毛氏极权，从而致令大家深感难以昂首做人。故尔，这第三波“改革开放”大转型，不过三十五年，下迄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其实就已终结。此时此刻，历史进程蓄势待发，正有待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大转型也。至少，先回到邓小平，回到“十八大”，重申彻底否定“文革”，断然切割前后三十年，以扳回全民信任，再作他图。非如此，置身世界，总为异数，无法真正昂首跻身文明国族行列，可谓无端烦恼，自找麻烦。当此时段，恰如“风波”至“南巡”间的过渡期，熬人而焦灼，期待却忐忑，切切有待“新南巡”登场。大家对此心驰神往，却因现实情势不进则退而心慌意乱，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朋友，以中国之体制与国民之忍受，中美贸易之争本不至于造成如此风浪，可因着人心向背，致令信心不再，这才导致如此局面也。信心，还是信心，来自政体是否有德有方，尤在是否秉具价值理性的感召力量，其之表现为宪制安排，端看是否秉具基于公意的“政权的永久正当性”，而非仅只“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则一切指向的还是那个中国必须翻过现代政治这道坎方能昂首做人这一浩瀚主题也。迄而至今，终于顾忌经济下滑的严峻，而向民企喊话连连，甚至连“自己人”这种看似江湖帮会用语、而实含阶级政治阵营划分意味的修辞都用上了，可大家就是不信，压根儿不信，就在于政体毫无转型诚意，连姿态也无，却动不动重祭1848年那份骇世文献这类令人恐怖的“初心”，则大家惶恐还来不及，哪来信心！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柯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以对于沙俄专制政体的深切观察明世。当其时，浩瀚国度，广袤大地，苦难深远，而人民蒙昧，令这位侯爵不禁喟言，彼土彼水，“君王与臣民同醺共醉于暴政的酒杯……暴政乃民众亲制的工艺，非只独夫的杰作矣。”（Sovereigns and subjects become intoxicated together at the cup of tyranny… . Tyranny is the handiwork of nations, not the masterpiece of a single man.）。伸衍其言，中国今日情形，不仅是历史进步遭遇政制倒行逆施才有以然哉，而且，实是“本届人民不行”使然，所以然哉。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此而言，你我他，男与女，咱全国老少爷们，吾亿万万血肉同胞，置此邦国，值此时代，遭逢当下，均难逃其责，亦难辞其咎，呜呼！
2015年春草稿，2018年11月30日定稿，于清华无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章润 为FT中文网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