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赴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G20首脑会议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会晤就中美贸易战进行谈判。在G20特习会举办前夕，中国国内各种声音嘈杂不绝，伴随着对经济前景的不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亢奋，伴随着自由派要求以政治突破实现改革开放新突破，伴随着中共党内左派力量要求继续强化习近平权力的，戊戌年，2018年底的中国似乎又一次走到历史的重大选择关口。尽管习特会中，两国暂时给贸易战降了温，但在中美贸易战战火不息的大背景下，中国今后又将何去何从？或许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入手。
2018年底的中国迎来的无疑不是一个寂静的冬天。中美贸易战的战火中，中国经济充满动荡与不安。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中国中央政府内部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似乎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民营经济退场论等“奇论”轮番登场且不乏粉丝。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中共高级官员在多个场合不停为中国经济压阵、压惊，为中共制定的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总工作基调”保驾护航。然而，中国经济确实在实际上面临多重困境的叠加。而中国也将面对经济下行带来的两大政治风险。
首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并未确定实质性成效，中国经济低效能的整体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但各项指标似乎依然掌控中共经济官员的预料之中。有官员表示，尽管中国实体制造业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中国制造业强大的韧性依然会让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外界担心的巨大波动，问题在于长期的转型升级。 在美国关税制裁的压力下，中国出口加工型企业将受到严重影响，这对于以来出口的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好消息，而转型过程中考虑到美国压力的因素，中国已经调低其重点经济计划中国制造2025的调门，而这一国家战略是否会出现变化让官员们感到普遍担忧。因为如果放弃这一计划就将意味着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突破的关键时刻主动放弃了既定的最佳航线，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有着雄心勃勃中国梦的政治蓝图，中国这一步棋会对自身未来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是让中共经济官员最为担心的事，也是对习近平执政的一次重大考验。
其次，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将带来更多更为直接的维稳冲击。中美贸易战让外界清晰看到了中国民生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最为致命之处是其表现在了中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上，即使拥有庞大人数的中产阶层，即使拥有买下全世界的中国游客，中国民生依然脆弱，不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与政府与民争利的执政惯性让中国民生在中国经济波动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来自中共内部的声音显示，很多官员，尤其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当前中国各地方维稳风险的增长。而事实是老兵维权、工人维权等事件在2018年的中国境内比以往更为频繁的上演着。 这些维权正在缓慢侵蚀中共的执政根基，让执政大陆60年的中共政权陷入令人感到讽刺的塔西佗陷阱中。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执政后，当局开始在经济领域收拾因抵御全球金融危机，而缓慢的政治改革对于经济改革拖住效应似乎也开始显现，习近平执政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处于下行通道，这也让人怀疑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而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期间，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让外界看到中国在走向民主法治国家过程中的倒退。
2018年盛夏，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对国内政治的左倾化进行了修正，而从目前中共的执政状态来看，政治左倾化的修正远远不够。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推动中国国内的深化改革也并未让世人看到其完整的方向，中国依然在改革开放的方向感缺失中进行着内外调整，而这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会产生何种不良影响着实令人担忧。 习式经济策略的是与非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执政后，舆论对其继胡锦涛时期以来继续强化国有经济致使民营经济发展受阻的政策有所批评。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怎样的现实，其倡导的一带一路又是否真为西方媒体经常批评的那样只是一种将自身纳税人的血汗资金到海外无止境撒币，而又给沿线国家带来债务危机的新殖民主义。 来自中共内部的声音显示了这种担忧，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确在中共内部引起不同看法，批评者认为，习近平强化的国有经济缺乏效率和创新，打压中国整体的经济活力，且寡头式的垄断经济在国际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深化改革应该从改革国有经济自身重大缺陷入手。
事实上，习近平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经济的政治化趋势的加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致力于建设类似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改革方向始终是严重市场主线前进，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断的推进政府与市场的明确界限，一批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实现政企分离，国有企业不断推动建立以企业经营主官为主导现代企业制度。
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政企分离似乎不再被提及，经历了胡锦涛执政10年，倍感权力遭到弱化的中共重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走向了强化权力的道路，在经济领域这一点体现在中国重新强化国有企业中党政负责人的权力，强调了党组织对于企业的绝对领导权。不仅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被称作“政策市”的中国股市不仅在市场化改革上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反而在政策的影响下越发背离市场原则。即使中国在表象上依然在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实质上其以背离自由市场的一些根本性原则，并在背离的过程中制造出了新的不公平。
一些支持者却对习近平的政策表达了赞赏，这些中共官员认为，过度的市场化与自由化会加剧中共执政危机，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局势下已经不能保证中共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政治目标，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背离中共的政治战略，以“为发展经济提供强大的政治保障”这一中共政治语言中透露着一部分中共官员的思路，习近平的权力集中重塑了中共衰落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在中共的中层和基层官员中有着更大的争论与分歧，尽管在公开场合，官员们几乎清一色的表达了对习近平体制的支持，但私下这种认识的分化实质已在中共内部制造了某种程度的分裂。
从目前的局势解读，习近平推动的中国经济权力化让中国在经济在对外扩张的进程中变得更有效率，而缺乏尊重市场规律的政府行为也导致了中国经济本身泡沫化和竞争不公正等问题难以解决，习式经济政策从长远看究竟会为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恐怕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不应该被忽略的李克强 正在习近平推进他的强势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时，在中共十八大后晋位中国总理的李克强。在其上台之初，李克强在多个场合下提及北京当局将尊重市场规律，结束温家宝时期的对于市场的强力干预，彼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下行压力，而李克强以其“克强经济学”的理念并用以往大水漫灌式的救市方式向市场进行注资，以求消解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危机。 有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与李克强在经济理念上有一定不同之处，这表现在对于中国政治理解的不同上，身为中共红色后代的习近平对于中共的执政地位更为关切，中国的一切政策都将围绕着有利于中共执政这一根本展开。
李克强则更倾向于市场的规律性，但显然李克强对于中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执政挑战的危机感并没有习近平那样的强烈，李克强和他的经济团队在中国并不富裕的山东省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这个曾经是“中共革命老区”的省份在李克强经济团队的治理下逐渐富裕，并一举发展为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显著的省份。 从李克强执掌的中国国务院发出的经济指令来看，李克强确实希望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政府的影响，建立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
李克强的经济实验也在山东省取得了成果。但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复杂性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李克强的实验未能够得到中共内部的一致认可，尤其是中共的经济保守派。现实的情况是，李克强在山东的经济官员团队被分散到中国各地，并处于中共经济保守派的压制之中，而随着习近平权力的不断集中，中国经济从大的方向彻底按照习近平的战略向前发展。而但现在就说“克强经济学”退出中国的经济改革舞台也为时尚早，有消息人士表示，中共内部依然有为数不少的官员认为，市场经济改革需要克强经济学继续发挥作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经济观念并非抵触，双方的结合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或许有益。
当地时间12月1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如期举行了习特会，中国外长王毅在习特会后对媒体表示中美达成了共识，暂不提升已征收商品关税税率并在2019年1月起暂不扩大征收关税产品的范围。 这对于在中美较量中处于下风的中国来说是本周末传来的最大的好消息。舆论普遍担心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始终难以进行变革的领域即使在中美博弈过程中依然难以变革，中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固化的程度超出了想象，即使习近平强化权力的当下，中国在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中依然步履维艰。
这其中也与中共庞大冗余且效率低下的官僚队伍不无关系。分析人士认为，习特会共识对于中国来说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分水岭，将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国内政治氛围日趋高压，民间经济活动亦受到了中共党政官员的更深层次的影响。 很多来自中共内部声音显示，习近平推动深化改革正在遭遇来自内部新体制的阻碍，加强集中权力的习近平新体制却遭遇了来自更多内部的阻碍，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在新体制中被赋予了更多权力，中央政府的很多的行政指令在地方政府中反而被烙下了更多中共各级地方行政主官的个人色彩，习近平本身的意图被曲解的风险反而大大增加，同时，中共并未解决传统人治官僚体系中的“恶性附加”。这些因素的叠加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摇摆的中国政府，时而出现的强调对市场的尊重，时而出现的“民营经济退场论”，2018在外来的美国压力下，中国出现的摇摆相信正是习近平所不愿意看到的不安定，也是推动中国深化改革最大的挑战。 尽管中美贸易战战火暂时得到控制，但观察家认为，不论今后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发展经济和实现崛起真正的挑战还是来自内部，习近平会带领中国走向何方，他的政策还需要更加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