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在新疆的西部地区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法外拘留营网络。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这些拘留营里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被迫接受政治灌输。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都否认拘留营的存在，现在则将其称之为教授法律、普通话和职业技能，对人有利的培训中心——这种说法已被揭露为一种不诚实的委婉说法，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
但这些拘留营，尤其是用它们来重塑人民思想的野心，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界定中国政府与公众关系的熟悉逻辑：把偏离常规的思想和行为病态化，然后试图强行改变它们的家长式做法。今天，政府在新疆搞的这场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可能令人惊奇，但这种做法及其采用的手段一点也不奇怪。
早在公元前3世纪，哲学家荀子就认为，人性如“枸木”（弯曲的木头），在追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人的性格缺陷需要加以磨砺或矫正。孟子是与荀子观点对立的思想家，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他也强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
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是，儒家思想——以及更广泛的中国政治文化不是有赖于个人的权利，而是有赖于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接受，有赖于人可以变得完美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人不是生来平等的；人的“素质”或品质不同。例如，南疆一个贫穷的维吾尔族农民处于进化阶梯的底部；一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官员则接近这个阶梯的顶部。
但人是可塑的，如果说素质一定程度上是先天的话，素质也是一个人的物质环境和养育的产物。正如错误的环境可能导致堕落一样，正确的环境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因此，听从被认为拥有更高素质的人——孔子称这些人为“君子”、如今共产党称之为“领导干部”——的指导很重要。
因此，即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维吾尔族农民，也可以通过教育、培训、体育锻炼，或者可能通过移居到别的地方，来提高其素质。积极帮助臣民进步，或者用中国学者迪莉娅·林(Delia Lin)的话说，把“原来有缺陷的人改造为成熟的、有能力的、负责任的公民”，是一个开明、仁慈政府的道德责任。在执政的70年里，中国共产党多次试图改造不服从指挥的学生、政治对手、妓女和农民。
在中国皇权统治的许多世纪里，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孵化器，父亲指导儿子，丈夫按照一套严格的仪式指导妻子。如果家庭和睦，整个社区也会和睦。另一方面，恶行的惩罚可以是殴打、奴役、流放，或用绞刑、斩首或凌迟处死。
如今，还有感化，也就是通过道德高尚的榜样来改进邪恶的性格特征。感化改变性格的逻辑支撑着中国的教育体制、监禁理论，甚至支撑着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是中共的神秘影响机构，其代理人试图争取或拉拢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人。
例如，犯人刚入狱时往往遭到孤立，然后逐渐重新融入群体。他们慢慢地被迫服从监狱人员、暴徒式的牢房头目和已经改造好了的囚犯。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是了为这个目的，包括引诱（更多的食物、睡眠或人际接触）和惩罚（剥夺、酷刑、排挤）。耻辱、内疚、懊悔和认罪的经历，理应带来囚犯的悔过自新。这个过程有意地造成破坏：用当代哲学家杜维明的说法，这是在追求人类进步过程中一个必然的“痛苦和磨难”历程。
从理论上讲，这个过程的严酷程度本应被自我提升的自主愿望，以及对达不到要求的人表达同情来加以缓和。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们在追求专制的过程中，把这些缓和因素放到一站。他们的改造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高压手段，而不是道德说服，多年来，他们往往残酷的手段导致了数千万中国公民的死亡。
中共试图改造的很多人受到的是“行政处罚”，而不是刑事诉讼。他们被送进拘留营接受“劳动教养”（劳教）。2013年，在被批评侵犯个人权利之后，劳教制度正式废除。然而，在强制性的法律和道德培训或监护的幌子下，这种再教育如今仍在继续——不仅是在新疆。普通人和名人都可能遭受这种处罚，他们往往是不情愿的，也不能求助于法律。
2014年，演员黄海波在嫖妓后经受了6个月的“收容教育”。今年，影星范冰冰失踪了好几个月，后来她公开承认自己犯有税务欺诈行为，并赞美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一项基层工作。在“乡村振兴”的名义下，东北黑龙江省的中共官员呼吁“规范农民的思想和行为”。东北的项目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让淳朴民风重新回归”的三年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做法用在新疆、西藏或其他边疆地区时，感化似乎等同于“开化工程”，用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 )的话说，其目的是在单一的“中华民族”旗帜下创造一个统一的民众。但还不止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把中国式的思想控制——对绝对真理的教条信仰，以及对不可救药者的强制修理——称为“意识形态极权主义”。
正如利夫顿所指出的，中国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些人顺从，有的人脱离；个别人一开始可能会很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压制的窒息特征也会滋生怨恨和反抗，而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加压制的控制方法。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被拘留者和他们的监管者都遭受了饥饿和筋疲力尽，各种各样的改造运动逐渐减弱。一轮镇压会减弱，但针对不同目标的又一轮镇压会出现：1959年毛泽东下令释放的所谓右派，在仅仅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而遭到围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议程帮助中国社会回归到了一个更平衡、更务实的状态——至少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前是这样。但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像再次加强了镇压，他的目标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律师、基督徒、劳工活动人士，甚至毛派学生。
然而，意识形态极权主义似乎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它的成本高昂。它鼓励地方党政官员滥用权力，这些官员因维稳而得到回报。权力的滥用破坏了法治和社会信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带来了让国家的合法性受侵蚀的威胁。“一旦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甚至丧失，”中国学者于建嵘写道，“必将引发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
正是这个政权最根本的不安全感——对叛乱的恐惧，以及对最终的中国解体的恐惧——在推动着它越来越深入地进入到公民的私人生活中，这只会与人民更加格格不入。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恶毒地——也是不可持续地——追求全面控制的极端表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