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向中国传达了一个信息：要想富有，必须要自由。那是1988年。苏联摇摇欲坠。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为了避免自身的消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小措施，将其经济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但结果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飙升，党的改革者希望得到建议。
他们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自由捍卫者弗里德曼请到了中南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在北京这座封闭园区内生活与工作。弗里德曼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坐在一起，表现得得体却又强硬。他说，如果北京想帮助人民繁荣昌盛，那么国家必须更快地放手。
“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强大和富裕起来，”他告诉赵紫阳。“我希望看到中国的改革成功，以便她能为人类进步做出更多贡献。”
1988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妻子萝丝在北京。他敦促中国改革者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一年后，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 中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赵和其他改革派一年后被赶下台。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让人们知道挑战党的权力会得到何其血腥的教训。
相反，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它放手让企业家寻求自己的财富，同时仍然严格控制基本的经济杠杆。它制定国家目标，然后说服或迫使人和企业满足这些目标。它按照自己的节奏向世界开放——一切都由共产党主持大局。
弗里德曼和其他顶级经济学家会认为，这样的战略是要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滋生浪费和腐败。大政府的雄心壮志会使未来几代人陷入债务困境。价格控制会导致饥饿和贫困。官方的预言家总在鼓吹这一点。而苏联证明了它。
中国走向了繁荣昌盛。今天，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已摆脱贫困。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工业，第二大亿万富翁群体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它还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富有、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时向世界开放，并在它选择的时机踩下刹车。它设定目标，并且用政府资金支持它们。它解放其人民赚钱和花钱，但不许他们得寸进尺，要求谈一个更好的协议。企业家创建了现代中国，共产党让他们乖乖听话。
亚洲和拉丁美洲其他一些按照既定经济剧本走的希望之星陨落了。它们听从国际专家的意见削减预算，结果损害了增长。它们在为竞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就向世界开放，结果在全球动荡中栽了跟头。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外部或内部力量威胁其统治的同时，缓慢而时有不情愿地进行改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期间，其他国家进入衰退，中国却变得更强。
中国经济现在成了西方典范之外的另一种叙事。然而，共产党为保卫其经济未来而做出的决定，使北京遭遇自天安门广场以来的最大考验。它的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刺激经济、净化国家的空气和水、以及满足其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如今实现的难度更大了。它为刺激经济增长所做的努力导致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野心也引起了世界的警惕。
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自由和威权之间做出平衡，如今，它可能会在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下过分倾向于国家控制。共产党可能会过分信任自身的能力，从而牺牲推动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们。
或许到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对的。又或许，中国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路。
中国一次又一次被自以为很了解情况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低估。“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出生在台湾但叛逃到中国的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以及多边机构、学者和知识分子。”
蓬勃发展的鸟笼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很担心。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后，他的伟大中国实验面临崩溃。
他本着人民应该赚更多的钱这个想法，带领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农民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种植作物并出售获利。创业者蜂拥到经济特区，那里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培养皿，他们可以缴纳较低的税款，并且自行做出商业决策。经济飙升，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增长令世界羡慕。
然而，繁荣助长了通货膨胀和腐败。穿过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不仅杀死了民主活动人士，也杀害了对大米、蔬菜和醋涨价感到愤怒的普通人。改革派遭罢黜，取代他们的保守派重新强调了国家控制。
到1990年，外国投资者纷纷逃离，一些共产党干部再次开始压制企业家。经济增长率降至繁荣年份的三分之一。邓小平担心，没有繁荣，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的控制权。他认为，改革必须再次列入议事日程。
找到适当的平衡将证明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如果过度松开控制，共产党就将面临对其权力的真正威胁；如果过于收紧控制，则可能会压制国家的经济增长。
改革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但长期以来，它适合现代中国设计者之一陈云所谓的“鸟笼经济”模式——企业家可以自由地展开翅膀，只要他们留在政府控制的笼子里。
深圳一面邓小平的广告牌。1992年，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继续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是死路一条。1992年，邓小平开始“南巡”，访问深圳和其他新兴的中国商业都市。他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对市场经济的接受和对共产党的尊重结合起来。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说。
邓小平赞赏深圳的经验，比如像邵春有（音）这样的人。他现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拥有一家电子制造公司，和数亿中国人一样，他与国家达成了一项无声的协议，他去追求财富，同时不妨碍政府行事。
天安门广场镇压距离邵春有很遥远，他在那年夏天来到深圳，是一名来自中国内陆城市的木匠，身无分文的他努力在电子产品工厂和服装厂找工作。由于没有政府的许可，他不被允许住在深圳，所以当警察来搜查非法工人时，他会躲在一座墓地里。有一次，在中国的中秋节假期过后，他靠吃打折月饼为生。
“我现在看到月饼就怕，”他说。
三年后的1992年，邵春有在一家制造电子零件的工厂赚的钱，已经比他以前赚的钱加起来还多。正是这样的成功为这个国家铺平道路。
保守派领导人让位给改革派。地方官员放松了控制，银行开始放贷。中国取消了食品配给券，大大降低了政府在粮食、石油和煤炭的定价方面的影响。中国企业家做出了回应。增长飙升至两位数。
两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其他主要经济机构公开表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过快，并有可能失控。但过去失败的教训教会了中国领导人，在某些时刻要采取积极的政府行动，以辅助其改革工作。
领导层强行压低谷物、鸡蛋、蔬菜和房地产等必需品的价格。它迫使臃肿的国有公司进行精简，但往往会给它们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当价格下跌时，中国给予多种行业——从拖拉机和电子工厂到鸵鸟饲养者——组建同业联盟以维持运营的权力。
这种做法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感到担忧。虽然他们普遍承认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但他们认为，国家向损耗极大的目标投入资金会阻碍经济发展。
1993年回到中国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表达了这些担忧。他赞赏地指出，中国的企业家正在蓬勃发展。但他看到中国政府的专断无处不在。“不出意外的是，”他后来写道，“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根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
弗里德曼对一个政府主导项目的规模感到震惊，该项目实质上是在上海的黄浦江对岸建一座新城市：浦东。弗里德曼写道：“这是一座为当今皇帝建造的波将金式村庄。”
十年后，浦东成了亚洲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之一。
开放和阻碍
中国在富裕起来，但致富的幅度到1990年代末仍然是不够的。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中的五分之一依然生活在这里。通货膨胀持续不断，需要政府不断关注。北京方面推动国有企业精简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导致数百万工人被裁员。
中国需要增长。领导层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入全球首屈一指的商贸俱乐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获得其成员资格意味着中国制造商的关税会降低，并让外国公司有信心在中国更多投资。成员资格还可以避免美国议员每年在延长最惠贸易条款前审视其人权状况。
世界其他国家预计中国将被迫实现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以参与竞争。“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就能更充分地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他们想象力，他们卓越的事业心，”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2000年表示。
中国抛开多年来半心半意的徒劳谈判，全力以赴谋求进入世贸组织。它屈服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它同意削减关税，并降低对电信、金融部门和许多其他行业的贸易壁垒。它还同意约束补贴。
通过讨价还价，中国得到了它想要的东西，为将自己发展成全球贸易巨头铺平了道路。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出口量在三年内翻了一番，四年将近两番。投资大量涌入。全球制造商将整个业务转移到中国，而全球消费者则用上了更便宜的工具、玩具和手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哭了，”杭州金源公司（音）总经理朱丁丁（音）说，他的公司生产童鞋及一些工艺品。
到2011年时，他们收到的订单数量已是2001年的十倍。他挣的钱已足够买一辆汽车，他买了一辆大众。后来又买了三套公寓，全都没有按揭。
“世贸组织推动了我的业务的迅速发展，”朱丁丁说。“不加入世贸组织的话，这是不可能的。”
但中国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改变。
北京一直牢牢控制着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在兑现开放本国金融系统关键部分的承诺上动作迟缓，同时继续封闭电信等其他基本领域。政府还继续扶植能实现其技术和政治目标的企业，比如高速铁路和太阳能电池板，也没有完全放松对中国货币价值的控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了一个系统性的冲击，人们——尤其是美国人——低估了这种冲击。廉价的中国商品引领了一个低价格的新时代，从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厂到日本的电路板制造商，再到意大利的时装品牌，许多行业被颠覆。一项研究认为，1999年到2011年间，中国的进口淘汰了美国制造业的100万个岗位，此外还有其他行业的许多岗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成了有史以来对我国就业机会的最大规模盗窃，”唐纳德·J·特朗普在2016年的一次竞选活动上说，四个月后他当选了总统。
“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随着全球金融体系在2008年陷入摇摇欲坠的状况，一位举足轻重的中国领导人批评了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曾担任高盛高管的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那位领导人是王岐山，他是最早开始大量接受自由市场布道者教导的中国官员之一。但他对保尔森说，也许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已经够多了。
“你们曾经是我的老师，现在我来到老师的地盘了，看看你们的体制，汉克，”保尔森回忆王歧山当时说。“现在我们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向你们学习了。”
2008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对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M·保尔森说，“现在我们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向你们学习了。” 全球金融危机中任何人都免不了受损。华盛顿帮助华尔街和底特律度过了难关，后来，由于新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刺激计划的规模上与国会发生了冲突，美国政府做事的速度慢了下来。随着个别国家陷入危机，欧洲也爆发争吵，导致联盟出现裂痕。
中国经受住了最初的震荡，但其余波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出口出现下滑，随着国外市场枯竭，经济增长放缓。工厂开始裁员。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后来的估计，多达3600万名中国工人失去了工作。
随后发生的可能是世界上从未看到过的宏大财力展示——而如果没有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吓得脸发白的政府控制，这种展示是不可能的。
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北京推出了一个四万亿人民币刺激计划。这项计划要求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高速公路、输电线，以及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然后，政府开始发放贷款。中央银行向国内投放了大量的货币，中国的经济领导人让受政府支持的银行开始提供贷款。国有企业被告知要进行建设和投资，地方政府官员被告知要帮助企业。据一项估算，三年时间里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实际接近1.4万亿美元。
一篇文章的标题问道：“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已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在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时候，中国就已认识到国人的储蓄是一个宝藏。目前，中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美国人的三倍，这部分上是因为，中国人担心自己退休后或生病时，国内不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不能提供帮助。
因为国家控制着银行系统，政府可以迫使银行允许有麻烦的借贷者延期偿还贷款，或轻而易举地将他们的债务转为对他们更有利的贷款。政府可以忽略宣扬开放市场和紧缩政策的全球投资者和机构的建议，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建议有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还不让钱离开这个国家。政府限制人民可以转移到海外的资金数额，严格控制着人民币的汇率。
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差异鲜明。北京行动迅速——而它的增长是在全球经济中少有的亮点。直到金融危机的第二年，华盛顿才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这是一个充满了政治妥协的方案。美国的经济已无法避免陷入衰退。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曾在2009年对美国官员说，“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做法上，中国是典范。”
考验中国模式
邓小平用他的南巡之旅让中国改革重回正轨，三十年后，习近平也开始了自己的一次巡视。
习近平上个月去南方的广东省考察，有意仿效邓小平之旅。和邓小平一样，他去了初创企业，视察了它们的工作，与工厂员工聊天。他参观了一个电器公司和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赞扬了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他说，在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上中国没有动摇。
“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习近平在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时对在场的群众说。“下一个40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就。” 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言论与现实并不相配。邓小平是在把中国的经济从国家的控制下进一步解放出来，而习近平则在把经济拉回到国家控制之下。
尽管严格控制债务的呼声不断，但他却一直在释放资金。尽管努力打造全球科技企业骄子，他却在把中国充满活力的互联网行业置于党和国家越来越大的权威之下。尽管承诺要提高企业家的地位，他却在加强超级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如今正在国内利润和工业生产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习近平进行过一些温和的改革。他稍微放松了北京对人民币价值的控制。他改变了做法，允许外国银行和汽车制造商直接拥有它们在中国的企业。
但是，当40年的选择所积累的后果让中国经济变得脆弱时，政府的做法已明显地向国家倾斜。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进一步刺激经济不会那么简单。
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北京出台了一项重大刺激计划。它呼吁在全国各地修建铁路、高速公路、输电线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金融危机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无度借贷和开支，已让中国背上了巨额债务负担。虽然计算中国欠多少债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债务都没有入账，但债务总额可能已达到41万亿美元——或相当于三年的中国经济总产值。大致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相当，而发达国家的债务是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中国的债务积累只用了九年时间。
人为地提高增长的做法已越来越难。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大约是2008年时的三倍。那些中国仍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场和高速公路项目造价昂贵，其产生的经济效果则越来越小。
世界也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开放的步伐及其全球野心。特朗普总统已针对中国的经济壁垒，以及中国的产业计划——在半导体、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创建具有世界顶尖竞争力的企业——与中国展开了一场贸易战。
关税和紧张局势威胁着中国贸易机器的关键一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这些出口约占国内总产值的五分之一。美国还在对其认为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的中国企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有时会禁止这些企业购买或投资其赖以生存的美国制造技术或创新。
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领导人似乎失去尝试的意愿。由于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和棘手社会问题的出现，中共的讨论已转向更多的控制。党内一些越来越刺耳的声音正在使用改革前的语言猛烈抨击西方思想。一部分人甚至开始批评私营企业所有权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基石。
中国可能还会有些自鸣得意。中国模式40年的成功可能使国家领导人相信，推动成功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企业家，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放手。
“中国模式的概念误导了中国，”著名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所以我们在倒退。”
当然，中国以前改变过方向。实用主义往往会胜出。
今年9月，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儿子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微妙的提醒。在一个有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会上，邓朴方在讲话中称赞了他们的工作，但警告说，中国一旦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永远不会再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是对人的解放，”他说。“它承认鼓励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激发广大群众中蕴藏的智慧和力量，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了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机会和舞台。”
中国领导人拒绝遵循西方模式，在放手让人们追求财富的同时严控基本经济杠杆，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如今，债务负担和贸易战使北京遭遇重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