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大学有研究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东欧人严重酗酒的原因。虽然把酗酒和”主义”挂上了钩，但研究人员说这不过是反映了某种社会文化差异。
关于饮酒文化，中国流传过的段子说：“革命小酒天天醉，吃坏了肠子喝坏了胃；吃垮了企业交不起税，喝倒了革命老前辈……”
这种饮酒风气似乎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大力反腐反“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后有所收敛。
英国肯特大学的研究发表在《比较经济学期刊》2018年9月一期中，文章的题目是“共产主义时期的酗酒：为什么东欧的酒消费习惯长期异于西方？”
主义与饮酒
肯特大学研究人员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东欧人严重酗酒的原因。新的研究表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国家的男女饮酒量多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民。
可能是把酗酒和“主义”扯到了一起，这个“研究”受到了英国媒体关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新闻网站EurekAlert也作了报道。有的报道还用了“共产主义导致严重酗酒”这种吸引眼球的标题。
研究发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时间越长，人们就越可能酗酒。研究发现的明显的趋势是，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平等”社会里面的时间越长，越可能导致更多喝酒的习惯。
研究人员金塔莉（Gintare Malisauskaite）和阿列克斯·克莱恩（Alex Klein）两个博士分析了塞浦路斯，希腊和马耳他这些非共产主义国家公民的喝酒数据，将其同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做了比较。
研究的对象是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居住时间（年数），特别是在18-25岁这个成长定型的成年期，对于他们将来喝酒习惯的影响。研究中的”欧洲健康采访调查”的数据是在2006-2009年间搜集得到的。
女性酗酒
研究中显示的趋势是，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时间和更多酗酒有关联，即使在苏联解体后这些年也是如此。这种趋势在女性当中更明显，前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当中女性饮酒的差异程度超过了西方国家。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越长，女性就更可能每月饮酒2-4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每多一年，女性每年饮酒就会增加0.7%。每日饮酒量也会因此增加，当然增幅要更少。
不过暴饮酗酒，即喝6次或更多，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女性当中的数字比较低。之前的研究也发现，在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对女性暴饮酗酒的社会接受程度很低。
不过这种国家中的男性暴饮酗酒同他们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年数有明显关联。分析显示，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每生活一年就会增加0.4%的每月或每周酗酒量。每日酗酒量的数字更小，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每一年会增加0.1%的日饮酒量。
在这个貌似跨学科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并没有能够具体说明究竟是什么令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的人们喝酒更多，但是据说这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基础。
中国，俄罗斯
影响饮酒习惯，除了社会文化态度，还有价格因素。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经过数十年经济增长，社会财富增加，”现在每个中国人喝的酒是1978年的4倍”，而且城市酗酒人数仍然在迅速增加。
报道说，随着富裕程度提高，内省和收敛的传统生活态度也有所改变，人们逐渐接受所谓西方的放任和随意。
当然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改变，主要是饮酒和食肉，也带来了健康影响。报道引用的数据显示，从1995-2025年，中国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糖尿病的人数是人口增长速度的10倍。
俄罗斯人饮酒量名列世界前茅。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的报告说，俄罗斯每年人均消费酒精量为15.76立升，在欧洲国家中名列第四。
《泰晤士报》的报道曾把俄罗斯人酗酒习惯归咎于”蒙古基因”。报道说，13世纪蒙古军队席卷了亚洲和俄罗斯，在长达200年间俄罗斯一直被蒙古人统治，其间斯拉夫人和东方多个民族发生了大量通婚。
报道引用研究说，50%的莫斯科人都继承了蒙古人的基因，即他们的血液能够吸收更多酒精，但血液中酒精分解的速度要慢于大部分欧洲人。
俄罗斯卫生部国家毒品研究中心的弗拉基米尔·努兹尼说，这意味着蒙古基因令俄罗斯人更容易喝醉，酗酒后醒酒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