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占领行动，示威者以雨伞抵挡催泪弹的画面，登上国际媒体头条，这场运动被冠以”雨伞运动”之名。示威者占领主要交通干道79天，与政府谈判、多次与警方冲突，没有换来北京或港府的让步，政改方案随后被否决，香港民主之路举步维艰。四年过去，这场运动的后遗症陆续浮现——多名示威领袖官司缠身；以”伞运”光环投身议会的人，因为宣誓事件失去议席，或是被阻参选；崛起的”港独派“遭到官方连串打压，提倡”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近日被取缔——种种事件揭示中港矛盾在四年后并未有缓解的迹象。自由评论员江沂分析了“伞运”后4年，香港民主派青年所面对的困境。
四年前的催泪弹与雨伞遍地开花的情景，香港新一代必然不会轻易淡忘，这是一场彻底改变香港社会氛围的大型社会运动。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历时79日的“占领”行动，完全不成功，因为当权者没有作出半点让步，政制改革寸步不前，过去4年，很多示威领袖和学生官非缠身，民间弥漫着一种失落的情绪。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场运动是年轻人的政治启蒙运动，“伞运”后的青年尝试寻找香港民主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转趋激进、有人投身议会、有人提出“港独”、有人走入社区……
笔者认为，当权者并没有打算与反对阵营民主派言和，他们十分警惕这群年轻政治人物的冒起，在当权者坚持“一国”先于“两制”下，“港独”被噤声，为进入议会设下多种框架，激烈示威换来牢狱之灾，结果，这一整代年轻政治人物，正面临左右支绌、前路茫茫的困境。
走入议会失败
“伞运”无疑启蒙年青一代的政治参与意识，衍生了“伞兵”及“港独派”，惟两者皆遭到强烈的打压，特别是当权者并不希望他们能够在议会中发声。
“伞兵”泛指参与“雨伞运动”青年组成的新组织，这些组织在占领结束后相继成立，打着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挟着“伞运”的光环一举“杀入”两级议会，风头一时无两。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年新政”，任职医生的邝葆贤突围当选区议员，但及后退出青年新政，专注做社区服务；梁颂恒、游蕙祯成功一举当选立法会议员，但曾经在立法会内高举“香港不是中国”的横额，两人宣誓时把中国的英文读成“支那”，被指发表辱华言论，极速被褫夺议员资格（香港一般简称DQ, disqualify），两人为宣誓案入禀司法复核败诉，亦因为冲击立法会会议厅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游蕙祯放弃上诉，被判入狱四周，梁颂恒保释等候上诉，这些法律诉讼令两人负上巨额债务，濒临破产，政治生涯近乎告终。
另外，另一个冒起的组织“香港众志”（Demosisto）遭遇相似，由成立伊始，公司注册一直受阻，无法登记成为社团，该党主席罗冠聪以第二高票在香港岛当选，但同样遭褫夺议员资格，并与“香港众志”另一名核心成员黄之锋，一同因为雨伞运动起始的“冲入公民广场案”而一度被判入狱，今年2月，他们上诉得直。
失去议员资格的不止上述三人，还有其他民主派议员。他们是由香港人投票选出的代议士，政府运用法律工具褫夺议员资格，等如无视了18万张选票。
与上述法律制裁一脉相承的是另一个重要紧箍咒——香港法例有“入狱逾三个月则五年内不符合参选资格”的法律限制，变相用司法制度针对异见者，令他们参与选举、取得话语权及资源的权利，硬生生截断最少五年。由于与“伞运”相关的案件仍在进行，相信受影响的名单会越来越长，除了有“港独”倾向的政治人物，连传统民主派亦受牵连，政党的接班都大受影响，例如香港传统温和民主派“民主党”都有多名现任立法会议员或第二梯队在被告名单。
“港独”派被止于微时
“伞运”后同时衍生的“港独派”备受关注，其中，代表的政治组织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其核心人物梁天琦，参加2016年2月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以高票当选，风头一时无两，令外界开始讨论“港独”势力在香港民意所占的比重，也触发一些人开始思考“港独”的可行性——尽管大多结论也是说现时的香港无法独立。
但北京明白这股势力崛起的隐忧，势必要扼杀在萌芽之时。
梁天琦在2016年下旬再度报名参选立法会换届选举，就遭政府全力堵截。政府增设了一份“确认书”，要求参选者宣称拥护《基本法》部分条文，承认“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份、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梁天琦后来虽签署了确认书，但因选举主任裁定“不能信纳梁先生真正改变了他过去主张及支持香港独立的立场”，被封死参选之路。
另一名同样举起“港独”旗帜的香港民族党陈浩天，当年则拒绝签署这份确认书，同样无法参选立法会。到今年，保安局更破天荒引用《社团条例》，刊宪宣布香港民族党为非法社团，禁止其继续运作。
上述种种打压“伞兵”及“港独派”的手段，皆反映中央目前采取一种“宁枉莫纵”思维，举凡反对中央者、触动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红线者，均可动用一切法律及行政工具打压，令他们永不翻身。
非暴力与暴力
“雨伞运动”中的“和平、非暴力”面貌在国际上令人印象深刻，但政权在愤怒的群众面前纹风不动，难免让参与者有一种失落感。当年的参与者中，早已有一群人，希望把运动升级，他们认为和平示威，并不足以撼动政权，应该采取“勇武抗争”。
梁天琦和陈浩天均是“勇武抗争”的代表人物。
运动结束后4年，香港的“七一游行”、“六四集会”，失去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年轻人形容这些活动“行礼如仪”，并没有实质成果。就算是“占领行动”，瘫痪了主要道路两个多月，同样也无法换到政权的正视。
年轻人在占领行动后4年来，最“勇武抗争”的一次，是2016年的旺角骚乱。
这场发生在2016年农历新年的示威活动，起因是警方驱赶小贩，在街头爆发的冲突，后来演变成严重的警民冲突。示威者用砖头等杂物袭击方，纵火焚烧杂物，警方之后出动胡椒喷雾、警棍驱散群众，其中一名警员两度对天鸣枪示警，一度用枪指向示威者。
在“伞运”期间都没有开过一枪的情况下，这一下枪声激发更多示威者把冲突升级。中联办、香港政府、建制派人士把事件定性为“暴动”，多名示威者被判“暴动”罪名成立，沦为阶下囚。其中判刑最重的被告卢建民被判囚7年；曾试图晋身议会的梁天琦，被判入狱6年；另一名本土民主前线领袖黄台仰，潜逃离开香港，消息称他身在英国。这些名字在香港较为人熟识，但还有更多不在媒体镜头前的示威者，同样身陷囹囵，淹没在一单又一单的法庭新闻之中。
旺角骚乱并无明显的政治议题，不过事前，梁天琦领导的本土民主前线、时任学民思潮成员周庭等，曾经呼吁市民在新年到旺光顾小贩，梁天琦在现场更以“选举游行”为名动员在场市民冲击警方防线。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香港青年示威者，近年累积了对警方使用武力针对示威者的不满，一次性地爆发出来。
香港的未来
一些舆论认为伞运孕育出“港独”世代，笔者相信这是误判。占领行动充当了催化剂，但绝不是“港独”冒起的根源。
笔者认为“港独派”的冒起，主因是中国与香港体制的差异，引发种种民间与政府的冲突，这些香港青年经常在口边提及的“法治、自由、公义”等字眼，往往与中国大陆官方的想法大相径庭。具体例子包括近期通车的高铁，“一地两检”争议突显了中港两地的矛盾；铜锣湾书店人员被失踪事件，至今仍然充满谜团；大陆人来港抢学位、抢奶粉、疫苗等等。
而香港本身存在的房屋、贫富悬殊、经济过份依赖金融业等结构性问题，未有解决良方。这些青年是预示到香港和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影响下只会一步步地倒退，抗争的星火渐渐燃起。然而，“伞运”作为近年港人最大的一场反扑，只换来政权的冷眼及打压，更激起部分青年转为思考在“一国两制”体制以外，寻求更彻底变革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诉求。
乐观的一方认为，这批青年经过牢狱、政治打压的洗礼，会意识到激进暴力行动有其局限性，继而去思考新的出路。但笔者却是持悲观态度，大陆为巩固政权，会对香港反对阵营的年轻政治人物实行严厉封杀，可以预示将来不单是提倡“港独”，而是提出反对声音、意图撼动政权的人也会同遭打压。
抗争还可以再升级吗？在枪管严格的香港，能实行武装起义的可能性近乎零，群众运动和流血冲突，也许争取到一小让步，但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地区，这种行为是走向悲剧。
有人认为这批青年或会成为发展公民社会的力量，把目光从政治体制移向民间，保存实力、撒播民主的种子，也就是部分“伞兵”所指的“伞落社区”。某程度上，这种做法也只是撼动不了政权因而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但民主不是一朝一夕便能成功争取的，这个时代的香港人，也许在民主运动上举步为艰，但认清底线、守护最核心的价值，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