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两年里，据估计人数有6000万的中国基督徒已经感受到一个近来开始展露自信的政府的力量，这个政府竭力要让他们的信仰就范。当局拆除了数百座新教教堂，拆掉了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并驱逐教众。天主教徒也遭受过当局的类似措施，但就在上周末，中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做法，达成了一项被梵蒂冈官员称为历史性突破的外交协议——这是北京方面首次正式承认教宗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权威。
不过，北京通过协议达到的目标似乎与拆除教堂一样：对基督教的迅速传播有更多的控制。基督教自16世纪以来就在中国获得了永久存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院长邢福增说。“这届政府认为，过去政府过于松懈，现在想加大压力。”根据上周六签署的协议，教宗方济各承认了北京任命的七名主教的正当性，以此换来了教宗对中国未来的主教任命上的发言权。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与梵蒂冈的妥协视为朝着消除地下教会迈出的一步，拒绝承认中国权威的几代中国天主教徒们一直在地下教会做礼拜。教宗现在承认了由共产党控制和认可的官方天主教会的主教和神职人员，地下教会可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这是政府加强对社会各方面控制的广泛努力之一，自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在加大这种努力。习近平已经主持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腐败运动，以及打击民间组织和独立新闻机构的行动，但他对待宗教的态度则较有针对性。
随着许多中国人在有时令人困惑的、混乱的经济变革时期寻找价值观和传统，习近平已在鼓励像佛教和道教这样的一些宗教的发展，尽管他同时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宗教遵循党的路线。上个月，有1500年历史的中国著名寺庙少林寺首次升起了国旗。
习近平对伊斯兰教的立场要强硬得多。当局把治理少数民族面临的挑战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中国遥远西部的少数民族中有些成员已接受了分裂主义或恐怖组织的宣传。中国政府正在拘禁大量的穆斯林，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因此形成了自毛泽东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些拘禁营。
基督教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基督教在中国最大城市和最富裕地区的白领专业人士中传播得最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政府控制之外的地下教会做礼拜，政府的做法反映了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的不同命运。
400年前，天主教让基督宗教首次在中国扎根，西方军队迫使中国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天主教受益匪浅。这个全球教会投入了大量人力和金钱，在中国各地开设了教堂、学校和医院。
但是，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天主教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等级制度成了一个弱点。共产党政府在1951年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将数百名外国神父和主教驱逐出境。政府控制了教会自上而下的系统，开始任命那些遵从它的设想——建立一个没有外国联系的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员。
从那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陷入停滞。天主教徒的数量只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有所增长，从1949年的300万增加到今天的1000万左右，使得天主教成为中国官方认可的宗教中最小的一个。这些信徒中有数百万仍在顽固地抵制政府的控制。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整个县的天主教徒都去地下教会做礼拜，共产党控制的教堂里几乎空无一人，这些教堂的神职人员无人理睬。
梵蒂冈和北京重归于好后，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
中国的几名地下主教、包括两名在中国天主教信仰最坚定的地区深受欢迎的主教，预计将把他们的位置让出来，给中国政府在过去10年里任命的主教——教宗已同意承认这些主教。作为交换，教宗在任命新主教方面将能起一定的作用。中国有近100名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其中包括地下的和政府批准的，目前还有十几个职位空缺。
神职人员的任命今后怎么办目前尚不清楚。中梵双方都称上周六签署的文件为初步协议，也都没有公布有关细节。但一个非正式的否决系统似乎会是一种可能。梵蒂冈可以拒绝中国当局提出的候选人，尽管这会主要通过私下磋商而非正式表态。
从长远来看，北京可能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
一些中国天主教徒认为，这对一个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教会有所帮助。例如，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但许多农村的天主教徒进城务工时却发现，城里几乎见不到教会的外展。官方教会与地下教会统一之后，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
“我觉得，如果协议有助于把教会统一起来，就是一件好事，”居住在中国东部城市福州的天主教徒作家游永信（音）说。“如果教宗确信，他可以通过这项协议让优秀的主教得到任命的话，那么我们只能相信他会这样做。”的确，如果像公开宣布的那样执行的话，协议将让梵蒂冈在中国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会任命神职人员上起正式作用，这将是近70年来的首次。这是政府做出的重大让步。相比之下，北京不让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僧侣或寺庙住持任命上有任何发言权。
尽管如此，协议还是让许多中国天主教徒感到震惊。
中国北部城市正定一个地下教会的自封主教董关华(Paul Dong Guanhua)说，他想不出北京为什么要签署可能加强教会力量的协议。“好吧，你说有协议，就有协议，”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但我觉得这有点离谱，我想知道，有多少天主教徒会同意这个决定。”
记者无法联系到郭锡进等其他地下神职人员置评，郭锡进是据称按照协议必须让位的主教之一。今年早些时候，郭锡进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教宗要求他辞职，他将辞职。梵蒂冈还需要争取到台湾和香港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天主教徒的支持，新罕布什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研究北京与梵蒂冈关系的政治学教授李道明(Lawrence C. Reardon)说。
许多人，比如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已对与北京达成的协议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他指出，共产党不可信赖。“这是他们跳的舞的第一步，他们会一直跳下去，”李道明说。“这也是大中华天主教会的和解。”
对中国的新教徒们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新教徒人数已经从1949年估计的100万，上升到现在的5000万以上，部分原因是，不存在教会等级制度，这反而能使其迅速发展，即使是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在没有可以谈判的外交对手的情况下，中国当局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做法：用拆除部分教堂的方式，向其他的众多教堂传递一个信息。
这种做法始于2014年，当时浙江省拆毁了一座大的新教教堂，并开始拆除数百座其他教堂的尖顶。到2016年，浙江的1200多座主要是新教的教堂都已被砍顶，这项行动看起来是希望削弱该宗教的显眼形象。步调似乎在今年有所加快，中国其他地区的一些教堂要么关闭，要么被拆毁，其中包括山西省的金灯堂，以及北京的锡安教会，后者是一个未注册的大型教会，以其韩语和英语礼拜而闻名。
政府的目标似乎是迫使新教教会向政府登记。“传递的信息是，教会不能独立，”邢福增说。“这是谁来控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