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的西方观察家总在奉承中国的高铁网络，或盘算中国的经济到底何时将会成为世界第一，然而时不时就会有一则新闻报道突然提醒我们，人民共和国仍然是老样子：一个残忍可怕的地方。《纽约时报》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报道的这样一个故事尤其值得关注。
储百亮的报道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的和田市，它描述了一个由拘禁营、洗脑计划和大范围监视系统构成的体系，所有这些都针对该地区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主要是维吾尔族。他写道，整体方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严酷统治——群众集会、公开认罪、派出‘工作组’搜查异见人士。”
和中国的很多东西一样，这个系统的规模非常巨大。数十万中国穆斯林通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送入再教育营地，一次往往持续数周或数月，不清楚自己何时能离开，抑或是否能离开。这座城市“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监控摄像头、金属探测器、检查站、警察岗哨和生物识别数据收集无处不在，当地居民还被派去监视自己的邻居。
与中国的其他许多事一样，政府也对它正在做的事情说谎。它完全否认使用任意拘禁政策、在针对少数民族、或存在再教育营地——它称其为就业培训中心。这些否认与政府自己的文件相矛盾，其中一些文件是公开的，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专制的政权，往往同时也是无能的政权。
对北京行为更准确的解释是，它担心民族分裂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这些担忧并非完全错误：中国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最臭名昭著的是2014年在昆明火车站，持刀的维吾尔袭击者造成31人死亡，另有141人受伤。几十年来，维吾尔分离主义者一直是中国的眼中钉。
但中国的政策并不真正是为了遏制伊斯兰激进主义或种族分裂主义。正如储百亮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粗暴的镇压方法与其缓解，不如说增进了维吾尔人的怨恨。中国的穆斯林可能因为祈祷、禁食、在日出前吃早餐、去清真寺、不吸烟、举行传统葬礼、或告诉别人不要骂人或犯罪，就遭到当局拘禁。
这些都不是极端主义的证据。这是普通礼仪和适度宗教信仰的证据。
出于同样的原因，北京几十年来一直在迫害其他宗教或精神实践，这些宗教或精神实践通常与现代恐怖主义或分裂主义无关，如基督新教和法轮功。天主教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少是在梵蒂冈本周暂时同意允许共产党提名其主教，从而向北京投降之前。
换言之，无论是在和田街头还是在上海的家庭教会，引起北京的恐惧并激起其愤怒的，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治抵抗，而是良心的概念。人们认为，好与坏、善与恶超出了政权合法权威的管辖范围，不是它能够为自己及其从属者下定义的东西。凯撒的归凯撒，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要归于凯撒。有些东西是不会乖乖交出去的——尤其是你的灵魂——无论政权的力量如何镇压或抑制它们。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政权不能尝试这么做，它在新疆就是这么做的，更不用说西藏和它所控制的其他地方了。最残酷的是为追求难以捉摸的目标所做的一切。
然而，这也意味着这个政权最终会失败。在中国的问题清单中——增长放缓、腐败的官场、出生率下降、与美国的贸易战、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压抑的政治与创新精神之间固有的脱节——政权对灵魂的战争一般不是在很优先的位置。但它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这个政权已经树立了一个无法被杀死、捕获、根除或治愈的敌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要么必须放弃斗争，要么在这样的努力中毁灭自己，就像苏联那样。
写作本专栏过程中，我在读《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精彩的十月号，上面有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蔡美儿(Amy Chua)等人在讨论“民主是否会死亡？”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些令人振奋的文字，且大多令人信服。我们都应该担心民主的健康。我们都应该努力修复自由主义文化的残破结构。
那么，是否有一个相当于《大西洋月刊》的中国出版物，可以对威权主义的缺点提供同样可靠的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明显——而且意味深长——足以令开放社会的拥护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