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田——在遥远的中国西部一个沙漠的边缘，顶部有带刺铁丝网的围墙后面，坐落着一幢雄伟的建筑。大楼正面的巨大红色汉字呼吁人们学习汉语、法律，获得工作技能。警卫说得很清楚，不欢迎访客。
据已经被释放的被拘禁者说，在里面，数以百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每天要参加高压灌输课程，他们被迫听讲座，歌唱赞美中国共产党的颂歌，还要写“自我检查”文章。目的是消除他们对伊斯兰的信仰。
41岁的阿卜杜萨拉木·木合买提(Abdusalam Muhemet)表示，警方因为自己在一场葬礼上诵念《古兰经》的经文将其拘禁。在附近的一处拘禁营中待了两个月后，当局命令他和其他三十多人宣布放弃过去的生活。木合买提表示，他照做了，但心里怀着怒火。“那不是一个消除极端主义的地方，”他回忆道。“那个地方会让人滋生复仇心理，抹去维吾尔族身份。”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绿洲和田市外的这座拘禁营，是过去几年来建造的数以百计的营地中的一个。这些拘禁营是一场规模、凶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的灌输教导行动的一部分，数十万中国穆斯林被集中起来进行数周甚至数月的“洗脑”，通常是在没有受到刑事指控的情况下。
尽管仅限于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它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为广泛的拘禁营项目——也是不断增加的国际批评声浪的焦点。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谋求限制人们信奉伊斯兰教，并且对新疆维持着铁腕控制。新疆这个地区的面积几乎与阿拉斯加相当，其2400万人口中过半是穆斯林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维吾尔族，他们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曾经进行过独立运动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统治的反抗，长期以来一直令北京不安。
接连发生的暴力反政府事件在2014年达到顶点，随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幅加大了打压力度，策划了一场毫不留情的行动，要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变成忠诚的国民和党的支持者。去年，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报道称，习近平对官员们说，“新疆仍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
除了大规模拘禁，当局还加强使用告密者，以扩大警方监视范围，甚至在一些人的家里安装了摄像头。人权活动人士和专家说，这场运动给维吾尔社会造成了创伤，使社区和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如今几乎无处不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新疆问题专家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e)表示，“你有民族认同，特别是维吾尔认同，就会被当作某种病态来针对。”中国政府断然否认了关于其在新疆暴行的报道。上月，在日内瓦的一个联合国小组会议上，中方称没有开设再教育训练营，并将相关设施描述为提供就业培训的温和的管教机构。
“不存在任意拘禁，”参与制定新疆政策的官员胡联合告诉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不存在再教育营这种东西。”该委员会敦促中国政府披露被拘禁的人数，并释放他们。但中国外交部对这一要求不予理会，称其“没有事实依据”，并表示中国的安全措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措施相当。
然而，中国政府一如往常的辩护却与压倒性的证据相矛盾。这些证据包括官方指令、研究报告、新闻报道和网上出现的建筑方案，以及越来越多此前被拘者的证言——这些人逃往了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
政府自己的文件勾画出了一个拘禁营网络——通常被称为“教育转化中心”。这一拘禁营网络在没有经过公开辩论、没有具体法律凭据、没有给被拘禁者提供上诉渠道的情况下扩大。《纽约时报》采访了四名最近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囚犯，他们描述了看守对他们在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难以忍受的日常唱歌环节；演讲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释放的、磨人的焦虑。这些描述在对十几名维吾尔人进行的采访中得到了呼应——他们的亲属不是在拘禁营里，就是已经失踪。为了避免政府报复，他们中许多人要求匿名。
时报还在网上发现了许多中国官员撰写的报告，他们被派去监视在拘禁营中有亲戚的家庭。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称，部分地区的官员为了完成指标随意地将维吾尔人送到拘禁营。这项由新疆党校学者邱媛媛进行的研究警告称，这样的拘禁可能会适得其反，激起激进主义。新疆党校是培训官员的地方。在一些领域，“不顾一切地为教育转化设置数字目标被错误应用了，”邱媛媛写道，“目标不精确，范围不断扩大。”
木合买提回忆说，几乎每天早上，他和其他几十名大学毕业生、商人、农民都被要求围着一个操场跑步。他说，不耐烦的看守有时会拍打和推搡年纪较大、动作较慢的囚犯。然后他们被要求用中文唱鼓舞人心的爱国歌曲，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记得歌词的人不许吃早餐，于是他们都很快记住了。
木合买提身材敦实，今年逃离中国之前在和田经营一家餐馆。他说，2015年他在警局的牢房里待了七个月，在拘禁营里待了两个多月——虽然他从未被指控犯罪。他说，大多数时候，拘禁营里的犯人们聚在一起听官员的长篇演讲，官员们警告他们不要信奉伊斯兰激进主义，不要支持维吾尔独立，也不要对抗共产党。
木合买提说，官员们并没有禁止伊斯兰教，但对如何信仰伊斯兰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包括禁止在有朋友或客人在场的情况下在家祈祷。在拘禁营的其他“课程”中，犯人们被迫熟记法律和法规，并写文章进行自我批评。“最后，所有官员都有一个关键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维吾尔文化的落后，和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两个月后，木合买提的家人终于获准到拘禁营探望。这一拘禁营位于“和谐新村”附近，那是一个作为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友谊的象征建起来的居住地。“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回忆道。“我抱着我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哭了又哭。”新疆政府去年发布了“去极端化”的规定，对这些拘禁营给出了模糊的授权。根据政府文件，包括建筑公司建造拘禁营的投标书显示，许多县现在有多个拘禁营在运转。
一些设施是为那些被允许在晚上回家的囚犯设计的。也有拘禁营可以每天24小时同时容纳数千人。据卫星照片显示，过去两年里，和田城外的一个营地从原来的几座小建筑扩大到了占地约36英亩，而且似乎要再次扩建，达到比阿尔卡特拉斯岛(Alcatraz Island)还大的面积。
在政府文件中，地方官员有时把犯人比作需要隔离和紧急干预治疗的病人。“凡是思想上感染了‘病毒’的人们，一定要在病情尚未发做的时候就及时到教育转化班接受‘住院治疗’，”和田党委部门发布的一份文件称。被拘禁在再教育营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数目前尚不清楚。外界的估计从几十万到一百万不等，流亡维吾尔族团体认为还要高。
中国总人口的1.5%生活在新疆。但据倡导组织“人权捍卫者”(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编制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全国逮捕的人数中，有20%以上来自该地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再教育营中的人。当地居民说，人们因为到国外探亲被送到拘禁营；因为持有有关宗教和维吾尔文化的书籍被送到拘禁营；甚至因为穿着印有穆斯林新月图案的T恤被送到拘禁营。女人们有时因丈夫或儿子的过失而被拘禁。
一份官方发布的读本提醒人们要注意“宗教极端”的75种表现，其中包括一些在其他国家被认为很正常的行为：青年男性留大胡子，在清真寺以外的公共场所礼拜，甚至突然戒酒戒烟。
“我们有麻烦了”和田给人的感觉像是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包围了。马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是戒备严密的警察关卡和检查站。学校、幼儿园、加油站和医院都装上了铁丝网。店铺、公寓入口和金属杆上也都安装了监控探头。“这里的气氛很紧张，”一名警察说。“我们已经三年没休息了。”
这座人口39万的城市大约十年前经历了一次穆斯林复兴。大多数维吾尔人属于一种相对宽松的逊尼派穆斯林，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世俗化。但刚刚发展起来的经济、与中东日益密切的互动以及对汉人统治地位的反抗，使得和田一些人开始接受更严格的穆斯林传统。男性留起了大胡子，女性则戴起了头巾，这本来并非维族的传统装扮。
如今大胡子和头巾消失了，一些海报在警告不要这样做。去清真寺的人似乎变少了，人们进去就必须登记，并且要在监控探头的监视下做礼拜。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抗议活动升级为骚乱，导致近200人死亡后，政府开始采取更严厉的政策。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地方官员更进一步，采取的种种手段让人想起毛泽东的严酷统治——群众集会、公开认罪、派出“工作组”搜查异见人士。
但他们也在用各种技术将新疆各地尘土飞扬的城市和村庄连接起来，令该地区位居监控探头、面部和语音识别程序的前沿。新疆的维稳费用激增，去年给公检法的拨款近85亿美元，几乎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该运动使得维族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许多基层的执法者本身就是维族，包括在再教育营和安全检查站工作的警察和官员。
在和田，普通的维族人有时候坐公交车要上车下车好几次，穿过金属探测器，刷身份证，或者交出解锁的手机以供检查。
很少有人敢抱怨。“我们不想要恐怖主义，但我们也不是恐怖分子，”一名维族男子在等着过检查站的时候，自顾自地说道。
根据居民的说法和政府报告，新疆每10个家庭会被指派一名居民或当地干部，对他们进行监视；他们的行踪，以及祈祷和参观清真寺等被认为可疑的活动会遭到上报。居民说，警察有时会搜查他们家中的禁书，以及祈祷垫等可疑物品，还使用特殊设备检查墙壁和地板上是否有隐藏物品。
当局还在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和DNA。两名维吾尔人（分别是前官员和学生）说，他们被命令去找警方，让警察记录下他们的声音，以不同角度拍摄他们的头像并收集头发和血液样本。党的“工作组”进驻维吾尔村庄后，压力加剧了，工作组有时住在当地居民家中。根据在线发布的政府报告，这些团队要求村名检举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调查居民的态度和行为。
一份报告了描述一个村庄的当局如何在公众集会上，让被拘禁者的亲属谴责他们的“宗教极端思想”，并鼓励其他家庭举报类似活动。“提供信息的人越来越多，”这名叫曹李海的党报编辑在报告中写道。“有的家长亲自带着孩子去自首。”
一位20多岁的维吾尔女性要求只透露她的姓氏：古勒，她说自己戴伊斯兰头巾，阅读宗教和维吾尔历史书籍后，遭到了严格审查。当地官员在她家门口和客厅内安装了摄像头。“我们说话、做事、读书都要小心翼翼的，”她说。
古勒还说，那一带的一名官员每周都会来访，并且至少花两小时审问她。最终，当局将她送进一个全日制的再教育营地。
喀什市的一座清真寺。中国长期来一直试图限制新疆伊斯兰教，但压力正在加剧。“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如今几乎无处不在，”一名专家说。
喀什市的一座清真寺。中国长期来一直试图限制新疆伊斯兰教，但压力正在加剧。“对于日常生活的入侵如今几乎无处不在，”一名专家说。古勒被释放后逃离中国，后来她试图联系自己的兄弟，了解他是否遇到麻烦。他发了一个无言的回复：一个流泪的表情。后来，古勒的母亲给她发了另一条短信：“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有麻烦了。”
破碎的家庭
中国政府表示它正在赢得反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战争，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是过去几年造成数百人丧生的袭击事件的原因。有关这些暴力的信息受到审查且不完善的，不过自2014年推动“去极端化”以来，相关事件的发生似乎大大减少了。
但许多从灌输计划中逃出的人士表示，它令公众对北京的态度更加恶化。
“这绝对毫无用处，”哈萨克商人奥穆尔别克·埃利(Omurbek Eli)谈起他在2017年被关入营地的经历时说。“结果恰恰相反。他们会更抵制中国的影响力。”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亲人消失在拘禁营中，这在情感和经济上都是毁灭性的——这一点反映在党的“工作组”在网上发布的报告中。
其中一些报告提到，由于许多家庭成员被带走，一些维吾尔家庭无法自己收割庄稼，一篇报告提到一个母亲只能独自照顾五个孩子。在另一份报告中，和田附近的一位官员说他们召开了一次村民会议，安抚那些因亲属被送进拘禁营而面临困难的人。大规模拘禁还迫使家庭成员与亲属断绝关系，或令小孩与父母分开，从而破坏了维吾尔家庭。在新疆西部城市喀什，由于被拘禁的父母实在太多，政府扩建了寄宿学校以监护年龄较长的“困境”孩子。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新疆当局已经认识到，家庭的力量是另一种权威的来源，”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密切关注新疆拘禁事件的莱姆·图恩(Rian Thum)教授表示。“在他们想要的那种极端的党派忠诚里，没有家庭权威的空间。”古勒说，关押她的营地很简陋，住在附近的孩子有时可以在深夜悄悄爬上窗户，朝里面的母亲喊话。“她们的孩子会过来说，‘妈妈，我想你，’”她说。“我们什么也没说，”她说。“因为牢房里有摄像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