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有一段日本情缘，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也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时期，与日本少女大月薰的一段婚姻。1902（明治35年）年的秋天，孙文自己登上门来求婚，得到了大月薰父母大月素堂（金次）夫妇的同意，并与孙中山结为“内缘婚”（实质性婚姻，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举行婚礼）。1903年（明治36年），孙中山奔走于国外，大月薰曾接到过他从美国内地、夏威夷及法属殖民地安南的河内的来信，而大月薰一家不会汉语和英语，孙中山给大月薰的情书由谁来翻译的呢？而大月薰给孙中山回信又是由谁来代写的呢？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没有人研究过的历史的悬案。
据大月薰回忆，1905（明治38年）8月初，孙中山再次来日，大月薰怀孕，但这以后孙中山又销声匿迹，而在1906年（明治39年）5月12日，大月薰生一女，名为富美子。大月薰在多年联系不上孙中山以及失去经济支助的困境下，只能将5岁的富美子寄养在横滨保士谷区做酒业生意的宫川梅吉家当养女，并迫于生计卖掉孙文送给她的订婚戒指。随后又经人劝说，嫁给静冈银行副行长三轮五郎之弟三轮秀司，生有一女。后因大月薰藏有孙中山书信被发现而离婚，之后，大月薰嫁到足利市的东光寺，与该寺院住持实方元心结婚，生育儿子实方元信和女儿寿子。
由于二战时中日是敌对国家，所以大月薰的父亲一直隐瞒大月薰与孙中山这段的姻缘，但是战后，孙中山的女儿宫川富美子和外孙宫川东一、宫川弘等渐渐知道了这件事情。宫川东一先生曾对笔者说过∶在我从北海道大学法学系毕业以前（1951年3月），我对母亲的身世几乎一无所知。不用说我，就是我母亲也一点儿都不知道。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母亲好像对我说过，自己真正的母亲，既不是养母宫川金（户籍誊本上写的是片假名），也不是户籍上的母亲大月金，而是远在枥木县居住的庙里的和尚的夫人，但是对于父亲是谁，母亲完全不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数年后，在横滨的神奈川区居住的熟人本田（据笔者考证，应为“本多”-笔者注）六三郎告诉我们:实际上我母亲的父亲是中国革命之父孙文先生，母亲现在嫁到枥木县的足利市，原名叫大月薰。
本田家（应为本多-笔者注）在横滨市神奈川区经营酱油批发，和我母亲的生母家大月家相识（应该是亲戚，大月素堂本姓本多，因其姐姐无后，过继到姐姐家做养子，姐夫姓本多—笔者注）。母亲到宫川家做养女，就是本田家斡旋的。他们还介绍我们去见温炳臣（支援孙中山的横滨华侨），这样我母亲就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事情。
而宫川东一的弟弟宫川弘曾对笔者说∶本多没有对母亲说过她父亲是谁，只是告诉了她母亲是大月薰。战后，是大月素堂亲自来我们家告诉了母亲有关她父亲的事情。母亲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很高兴，经常让哥哥去东光寺。
宫川东一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我和大月薰与实方元心所生的儿子实方元信年龄相仿，我们通过接触，很和得来，虽然按照辈分我要叫他舅舅，但是我们处得和朋友一样，后来是他提供了孙文与大月薰及我母亲的信息，并整理成资料。
实方元信的信
在1956年秋天，实方元信曾给宫川东写过一封信，谈到了他从母亲大月薰那里听来的往事，其中详细记载了孙中山与大月薰的结婚过程等。信中写道：“宫川东一先生及家人:
谢谢您前几天对我的招待。我马上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虽然我反复劝说，但是母亲说:虽然对不起大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不能去东京，这是不得已的。如果您也能站在我母亲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我相信您是能够理解的。
母亲流着泪，讲述了那留在心灵中的远久的伤痛。我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希望您也能怀着理解的心情读这封信。由于这不幸的事实，一直到36岁，母亲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最后虽然和一名无名的宗教家结婚，但是心中的郁闷终究难解。顺便说一句，母亲为了文子（宫川富美子）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而且还不停地打工寄钱，但是仍是难以凑齐养育费。听说连同孙（中山）氏送给她的戒指也送给女儿的养父家。这一点请您能十分给予理解。
以下是我记录的母亲谈话。
１、明治三十一年（1898）秋（母亲十二岁）（1），母亲与其父（大月素堂）的熟人温炳臣氏去孙氏家玩，这成了母亲不幸命运的开端。这时，横滨的长者町失火，住宅被烧毁，母亲的一家搬到了山下町水町的石造房子里（二层楼），上面住的是母亲一家，下面是孙氏的家。
２、这一年，其父由于买卖关系，搬进了永兴隆出租的房子里，在这间房子的二楼，住着一个没有指头的人（母亲记得有人说这个人是革命家，后来在中国被暗杀）。
３、这以后搬到了前田桥大街。那时温炳臣常常到母亲家里来，中山先生（孙氏）也偶尔来访。大家称孙氏为“先生”。４、明治三十四年（母亲十五岁），温炳臣来为孙氏求婚，希望母亲和孙氏结婚。母亲的父母以母亲还没有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为由拒绝。
５、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孙氏自己直接登门求婚，于是双方定立了婚约，并结为“内缘婚”（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和举行婚礼的实质性婚姻）。当时母亲正在横滨女子高中念书，但是并没有和孙氏住在一起，仍然在自己的父母家居住，和孙氏是并没有同住。
6、明治三十六年春，母亲十七岁的时候，按照孙氏的希望，转到共立英和女子学校学习。这以后，孙氏经常去向不明。在美国、夏威夷、和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的河内来过几次信，但是汇款中断。
7、明治三十八年八月初旬（母亲十九岁）时孙氏来日，母亲怀上文子（当时起名文子），孙氏在该月再次销声匿迹于国外，从此母亲再也没见到过他。因为孙氏总是这样去向不明，岁月流逝让人不知所措，根据永兴隆的超氏的忠告和母亲的父亲的意见，母亲与静冈银行行长三轮新五郎的末弟三轮秀司结婚。
8、革命成功后，孙氏来日，通过温炳臣给予母亲再会的机会。因为母亲有病，没有参加孙氏的欢迎会，请熟人酒诘氏（帝国剧院支店长）代理列席了欢迎会。
9、关于母亲和孙氏的关系，当时的大小报纸都给予了报道。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报纸，请找来参考。虽然母亲精心保存孙文的信件，但是在关东大地震时都被烧掉。永兴隆的超氏为母亲代笔写回信并翻译孙氏的来信，他是知道一切细节的人，但是从年龄上来看，恐怕已不在世上。温炳臣也是知道详细情况的人，由于当时的国情，他一直将此事作为秘密而不泄露，以致一直到今天仍作为秘闻而不见诸于世。”
“永兴隆的超氏”究竟是谁？
实方元信在信中说：“虽然母亲精心保存孙文的信件，但是在关东大地震时都被烧掉。永兴隆的超氏为母亲代笔写回信并翻译孙氏的来信，他是知道一切细节的人”，而“永兴隆的超氏”究竟是谁呢？
“永兴隆”是战前的横滨的洋服裁缝店的名字。
日本的洋服裁缝业是中国人兴起的。
开港以后，很多中国人从上海到横滨来，而裁缝是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包括男装裁缝和女装裁缝。
到日本来的中国人裁缝，大部分是宁波出身，宁波离上海陆路约400公里，是一座港湾城市，也是开港城市之一。宁波人把洋服裁缝业者称为“红帮”，因为是为“红毛人”–洋人做衣服的业者集团，而将传统的中国服装裁缝业者称为“本帮”。
宁波当时是浙江省的繁华城市，服饰业也非常繁盛。鸦片战争以后，与上海一起对外开港并设立租界，外国人开始居住。于是那里洋服裁缝业“红”也应运而生，因为技术很高，宁波的洋服裁缝也活跃在上海。
而日本开港后，虽然有许多外国人来横滨生活，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掌握制作洋服的技术，这种需求促使中国洋服裁缝来到日本。
据说最早来日本的是浙江宁波鄞县青年裁缝张尚义，他是在清嘉庆年间来日本的，凭借这一手艺和低廉的价格，在横滨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张尚义获得成功后，追随张尚义到达日本的不少鄞县和奉化人都掌握了西服的缝制技术，并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依靠缝制西装谋生的裁缝群体，日后称为“红帮裁缝”。
从日本开港到明治时代，在横滨及东京的张氏家族的洋服裁缝店逐渐兴隆，有同义昌（张有松经营，1861年创业）、永兴昌（张有保经营，1905年创业）、公兴昌（张有福经营， 1910创业）、东昌号（张方标经营，1912年创业）、兴昌号（张广福经营，1881年创业）、永兴隆（张有宪经营， 1897年创业）等，张家的洋服裁缝手艺一直传承至今。他们绝大多数是浙江鄞县张家漕人。张家漕是一个小村，20 几户人家，据说只有二三户没去（日本），其余都到日本去了。据经营永兴隆的张有宪的曾外孙孙明峰先生告诉笔者，他们祖上的洋服裁缝业最早由张有松在横滨山下町16番地开店，店名是“同义昌”。而张有宪经营的永兴隆于1897年在横滨山下町189番地开业，英文名为“Har Shing”。张有宪生于1874年，逝世于1944年。据孙明峰先生介绍，张有宪的长子没有继承张有宪的永兴隆，而是当了医生，但是按照当时的传统来说，店铺应该有长子继承，因此现在已经找不到永兴隆在关东大地震以后还存在的消息，而张有宪的次子张方广继承了同族张有福的洋服裁缝店公兴昌（TOMSUNG商会）。战前，在横滨山下町一带，有张氏家族的洋服裁缝20多家，而在1945年的横滨大空袭中，这些洋服裁缝店几乎都被烧毁，也有许多店改行为中华料理。战后，张方广于1954年回到了创业地山下町重新开店，同时也在东京丸之内的Palace Hotel Tokyo开店， 其子张肇扬继承父业，18岁入店学徒，后成为公兴昌第三代店主。三代人精湛的手工缝制技术和精工细作的男女洋服，受到高度的评价，许多艺术界名人与政治家的服装都出自他们之手。张肇扬于2015年逝世，张家洋服裁缝事业从此结束。
如果从以上的史料来看，永兴隆的“超氏”应该作为“张氏”，“超”的日语发音和“张”一样，可能大月薰经常听父亲说起“超氏”这个发音，但是并没有确认或清楚地记住其汉字。
而在中国姓“超”的人非常少。“超”原来是少数民族的姓，在中国大陆的姓的排列次序上在2000位以外。在台湾则为1215位，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藏族、羌族自治区、甘孜藏族自治区、河北省承德市等。（2）笔者还没遇到过姓“超”的人，也没有听说过。
因此，“超氏”是永兴隆张有宪的可能性非常大，大月薰的父亲大月素堂（金次）做过丝绸、面料等买卖，与做洋服裁缝的张氏家族有买卖上的往来十分有可能。
孙明峰先生说：“因为洋服裁缝店的客人有许多是外国人，因此张有宪的英语应该很好。”因此，不论孙中山给大月薰的情书是用英文抑或是汉文，他应该都是能够翻译或口译的。张有宪生于1874年，1903年孙中山与大月薰通信时29岁，孙中山生于1866年，和张有宪的年龄相差不太多，位于山下町189番地的永兴隆与当时大月薰家和孙文住过的121番地的温炳臣宅邸只隔两条街，因此张有宪有可能不仅认识大月素堂和大月薰，可能也认识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