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自从美中四轮谈判失败以来，第一次率领代表团访美进行磋商，却似乎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或进展。8月23日，第二轮贸易战开始，美方按原计划针对相当于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当日中方也针对美方产品采取了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美方还在考虑针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并为此召开听证会，听取美国企业与行业组织的意见。
“以美中贸易战为契机，对于习近平体制的不满正在高涨，导致一些人正在试图复权，”8月上旬，日本著名证券公司一位驻香港的金融家对我这样说。他长年观察中国政治和经济，并为投资中国市场的日本金融机构和人士提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与市场走向的信息和分析。“毕竟是北戴河会议的时期，我们更关注美中贸易战会不会破坏中共政治的基本稳定。”
中国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坚定的。在我看来，其代表性的言论如下：商务部于7月10日发表的声明里主张：“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今年3月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专访时指出：“以强硬对强硬，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将奉陪到底”。中国官方在探索通过谈判化解摩擦的同时始终坚持自己立场，并指责美国一贯实行“霸权主义”与“霸凌主义”来树敌与遏制对方。“以美国一以贯之的逻辑，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了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者，”《人民日报》8月10日的文章写道。“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
已经发生了的美中贸易战走向何方，尚不明朗，前景不容乐观。如今关注中国市场的日本投资家们关注并担忧的主要问题，除了双方如何制定出口战略，寻找软着陆的办法以外，更具体地说，对习近平体制不满的势力会不会趁机反击。
如今，在贸易战持续发酵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民粹主义日益蔓延，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提出的“中国已超越美国”等言论容易使大众舆论变得自傲，在此氛围下民众会要求政府在对美贸易谈判中不要做出任何妥协，而务必打赢。而这其实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在我周围，包括政府官员、北大校友、90后等，也有主张此刻中国应该冷静下来，谨慎、低调处理对美贸易摩擦，趁机从倒逼改革的思路出发促进中国的结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
然而，根据我对社交媒体的观察，以及跟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交流，主张党政府坚决不要向美国妥协，通过打赢对美贸易战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声音似乎更大、更多。不少人甚至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历史性的战略机遇，而打赢贸易战是抓住这一机遇的必要条件。从中也不难发现，他们还是从“百年耻辱”的受害者意识出发看待当前形势的。
至于习近平体制是否因对美贸易战而遭遇弱化，还有待观察。8月上旬，我在北京试图寻找一些答案。上述日本金融家还提到了最近广为流传的谣言，即对美贸易谈判崩塌导致分管经济的刘鹤在体制内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并导致习近平的处境变得尴尬。但中国外交部一名干部回应我的问题时说，“刘鹤副总理得到了习近平主席充分的信任，他是没问题的。但对美贸易战陷入今天的局面，他们俩肯定也有不小压力。”另外一名国家领导人的亲属、革命后代则指出，“贸易战从短期看对经济下行形成压力，但长远看对中国有利。反腐斗争告了一段落的今天，人心惶惶，中国此刻需要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对美打贸易战可以起这个作用。”
在我看来，综合国力明显处于劣势的中方敢对美打贸易战，跟习近平就任以来大力提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必须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等主张，以及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所形成的氛围密不可分。我2003年至2012年在北京求学生活，倘若是胡温时期，我个人难以想象中国像今天一样应战美国，还公开表达“不怕打”、“奉陪到底”等言语。
中共高层敢打贸易战背后的战略考虑，首先需要从“中国梦”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讨论。中方公开认为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正在试图通过发起贸易战来遏制中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的超级大国。在中方看来，“中国制造2025”无疑是振兴本国制造业、发展高科技和军事能力的国家战略，美方的警惕和反对，正是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体现。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还有三点因素使得中方主观认为可以打贸易战：一，国际舆论。在特朗普政权忽视甚至侵蚀全球化、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国际规则等，从而失去公信力，导致西方阵营陷入分裂的情势下，中方认为国际舆论可以站在中方一侧，甚至可以扮演“白色骑士”（white knight）的角色。二，国内体量。中共高层认为，基于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巨大的市场体量，足以把对美贸易战打下去，何况国内不少民众也从“爱国”的角度支持党和政府这么做。三，美国国内的反特朗普势力。中共高层大概看到了，美国存在不少质疑甚至反对特朗普政权对华政策的势力，包括贸易组织与在中国大量投资的跨国企业。他们虽然认为美方应该向中方施压，敦促改变其扭曲市场公平性的产业政策，尊重知识产权和开放市场，但并不认同打贸易战的做法，因为短期来讲，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中方认为可以拉拢和团结这些美国国内的势力，把主导权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个人则预测，中方会继续向国际社会和舆论宣传“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美方首先挑起的”、“美国挑动贸易争端的做法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7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主持第九次中英战略对话后一起见记者时表示），虽然也有向美方暗示让步的可能性，但只要美方不改变现有的政策，就不会做出妥协，坚持“不怕打”、“奉陪到底”的态势。
其实，日本曾经也经历过对美贸易战。日本前外务审议官、1985～1987年作为课长负责日美经济关系的田中均(Hitoshi Tanaka)7月在日本一家财经媒体《Diamond Online》的专栏里回顾当年的情景写到，“1980年代后期，占美国贸易赤字约50%的日本一直面临来自美方的压力和威胁。可是，在多数情况下，在美方发起制裁措施之前，日美双方经过艰难但积极的谈判达成共识，美方终究也没有对日采取加征关税等制裁措施。”他解释，“那个时候，日美之间总共达成了26项协议，其中多数是日方承诺开放本国市场的措施，但也有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出口的。由于日本的安全依赖于美国，我们始终没有针对美国的制裁采取反制措施的想法。”
田中均于今年6月份跟我分享过负责对美贸易谈判期间的场景，他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负责外务的官员，当年我的总的思路是利用来自美国的外压迫使日本国内保守的行业和市场进一步开放，趁机把国家利益最大化。”
前述那位中国外交部干部则对我表示，“当下对美贸易战，确实没有找到出口战略。但最好的途径还是倒逼改革，用来自美国的压力推动国内改革”，这与田中均的思路基本一致。不过，这位中国外交官进一步提出，“当时的日本主动限制出口来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国可以参考，不过，就与美国的实力对比而言，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今天的中国还是（跟美国）更加平等，所以，中国主动妥协的空间比当年的日本小”。
8月下旬，我跟日本经济产业省负责对美关系的官员讨论美中贸易战，他与我分享了对现状和前景的观察，“我们认为当前的美中贸易战的严峻程度超过当年的日美贸易摩擦”，并解释说，“回顾当年的日美，其对立局面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时美方的国防部从维护日美安保关系稳定性的角度对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国务院施压，停止继续打下去。但今天的美中恰好相反，美国的军方考虑到知识产权、网络间谍等问题支持USTR、商务部、国务院等保持对华强硬的态度。”
平心而论，约30年前对美贸易摩擦，因“广场协议”的签署而加剧的汇率波动等的确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命运——泡沫崩溃及后来所谓“失落的二十年”，但正如这位经产省官员解释的，当年的贸易摩擦没有影响到日美之间以安保为最核心的同盟关系，不可否认，它也保证了迄今为止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基本稳定和繁荣。
此时此刻，我个人围绕美中贸易战的前景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它会否牵连台湾问题。本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的行程超越以往的简单过境，先后在洛杉矶和休斯顿停留，并参与多项活动。可见，特朗普阵营已经开始运用台湾牌。倘若特朗普阵营采取进一步措施，为了逼迫中方在经贸问题上妥协而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比如，向中方暗示打算派遣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R. Bolton)访问台湾，或根据《台湾旅行法》大力推进美台之间的议员互访等，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收拾局面呢？
“关键还是它会否波及安全问题，”上述经济产业省官员这样说道。“我估计，贸易战不会停留在贸易领域本身，而会持续延烧下去。假如在两年后的选举中获胜，美中贸易战也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继续发生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