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性讲述了被老板和信任的同事强迫发生性行为的经历。她们谈到自己的朋友会避开她们，当局也劝告她们不要报案。她们记得有人告诉她们，如果说出去，她们的生活就完了。最近几天，十多名女性站了出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对一些著名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领袖提出了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引起巨大反响。
在中国的网络上，此类指控的大量出现成为了议论的焦点，推动了该国刚起步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政府的审查下，加之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经常羞辱性侵受害者的社会里，该运动举步维艰。大多数指控都是在中国类似Twitter的服务——微博上发布的，然后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
虽然这些公开信的出现（其中许多是匿名）看来并非统一安排的行动，但它们对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父权文化提出了集体控诉。在周三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名女性指责著名知识分子章文在一次聚餐后将其强奸，还对她说：“你永远摆脱不了做我女人的命运。”章文则表示，双方是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关系。
在周四发表的另一封信中，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一名前实习生说，2014年，该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在他的化妆间对她进行猥亵。她说，当她去报案时，当局建议她不要这么做，以免损害朱军和中央电视台的“正面”形象。“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的，”她写道，哀叹性骚扰的普遍存在。记者无法联系到朱军予以置评。发表匿名信、指控他在化妆间猥亵自己的那名前实习生周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由于担心家人安全，她拒绝透露姓名。
性别平等活动人士表示，他们认为指控的爆发，是中国的“我也是”运动向职场蔓延的标志，到目前为止，该运动主要限于大学校园。
“这只是‘我也是’运动在中国的开始，”性别平等倡导者李婷婷说。“男性为主导的结构无处不在。强奸文化仍然很强大。”
一度倡导性别平等的中国政府对“#我也是”运动持一种谨慎的欢迎态度。一些官员对它的外国根源感到不安，将其视为颠覆力量，会给一个重视稳定的社会造成破坏。
政府已经安排了审查，限制该运动的传播。当这些女性的公开信本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后，审查机构开始采取行动，禁止社交媒体网站使用英文“#MeToo”标签，并删除一些信件。不过，这些指控还是在中国的网络上引发了激烈辩论，一些人在评论中称赞这些女性挺身而出，另一些人则指责她们这么做是为了出名。
数名当事人否认了指控。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章文承认确与写公开信的女性发生过关系，但并非强迫。之后，包括蒋方舟在内的另外几名女性，也指控他性骚扰。
在《中国新闻周刊》供职、为国际出版物撰稿的章文在声明中说，媒体行业的同事喝酒后搂搂抱抱总是难免的。本周的指控浪潮从传媒业延伸到了公益圈。为乙肝患者争取权益的活动人士雷闯，周一辞去了自己创立的一家公益机构的职务。此前，有同事指控他在一次徒步旅行后对其进行性侵。之后，环保活动人士冯永锋在几名女性提出性骚扰指控后，与周二辞去了他在自己的公益机构中的职务。
在一个不重视女性的性侵和性骚扰指控，强奸和性骚扰法律不明确的国家，立即辞职的行为令人意外。中国的“我也是”运动是今年早些时候在大学校园里开始的，学生们散发公开信，谴责教授行为不端，并要求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个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大学同意采取更多措施对性侵案件展开调查，提高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
但该行动与中国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背道而驰。今年4月，学生和教授纷纷谴责北京大学校方试图扼杀反性骚扰行动的做法。北大高岩事件助推中国“我也是”运动
专家称，鉴于中共对公民社会的严格控制，“#我也是”运动很难获得政府官员或知名企业家的支持。香港大学研究媒体的学者傅景华表示，官员们很可能会担心“#我也是”运动会将许多人团结起来，将矛头对准企业、大学和政府等“上级部门”。不过，他说，他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在中国继续产生影响。
“审查只能暂时阻止公众的讨论，”傅景华说。“当再有大事发生时，它还会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