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31日，病重多年的刘家驹去世了，他活了86岁。去世前刘家驹和老伴住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解放军干休所，他的很多邻居都和他一样，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在总政治部工作过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新闻里的神秘国度，而是一个会唤起战争惨痛记忆和强烈情绪的符号和印记。
尽管朝鲜局势似乎已经随着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谈暂时缓和不少，但目前朝鲜去核化的前景，以及朝鲜去核化的意愿依旧不明朗。而虽然中朝领导人在三个多月内历史性地三次会面，双方或许都很难忘记，就在一年以前中朝之间围绕联合国制裁问题交恶，甚至公开论战的局面。中朝关系的起伏也让中国国内激起了更多争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60多年的那场让中国损耗巨大的抗美援朝，今天来看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朝鲜再次面临战争，中国是否还会出兵？
过去十多年里，这样的争论在曾经参战的志愿军老兵，包括志愿军后代中一直在持续，而刘家驹则是公开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他自我坚持的“讲真话”收获了很多人的支持，也受到了很多左派人士的激烈谩骂。但他没有动摇。他坚持说这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刘家驹1931年生于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后，还在念高二的刘自愿参加了12军35师军干校。1951年，20岁的刘随部队入朝参战。入朝初刘任文化教员，管理挑夫班，负责一所野战医院的尸体掩埋工作，后加入炮兵营任副排长。刘家驹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五次战役，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在他眼前被美国人的现代炮火吞噬。这些战地记忆也一直伴随着他。
1954年回国后，刘家驹随12军驻扎江西，后负责12军军史写作，也包括12军在朝鲜的相关行动。1972年刘调往北京，加入总政下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接触各时期的党史、军史和党政军各界人士。而在90年代初，出于自身的经历和个人兴趣，刘开始研究朝鲜战争，并在阅读了苏联关于朝战的解密档案后，对战争看法出现很大动摇。
刘家驹在1991年退休后加入《炎黄春秋》，从事军史写作，后成为杂志副主编。刘的军史写作涉及林彪和朝鲜战争等话题，也以其与官方史料的背离而知于公众。例如，他在走访了近百名知情人后，认为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外逃事件中是无罪的。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较为人知的一篇是2000年前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文章细节所体现出的战争残酷令人吃惊。比如因为补给严重缺乏，一些挨饿的中国士兵甚至只能吃尸体的心肝度日，而一些饿得不愿连夜赶路的前国民党士兵被就地枪决。
一直被称为“鲜血凝成的”中朝关系早已不像往日那么紧密。随着平壤方面在核导开发上不断提速，两国的分歧也在去年达到顶点，甚至关于6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的本质——究竟是中国保卫了朝鲜，还是朝鲜保卫了中国，中朝两国官媒的说辞都开始出现对立。去年5月，朝鲜中央通讯社再次发表了一篇针对中国措辞严厉的署名文章，不仅批评北京方面“随波逐流”参与制裁朝鲜核导发展属于“卑鄙做法”，还表示北京方面应该向朝鲜战争以来，朝鲜站在反美第一线为维护中国安全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文章称，“一些中国政治家和媒体人，应首先搞清楚历史的本质后再来理论。” 而在此后的回击中，《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写道，“这完全是对中朝关系乃至东北亚格局的颠倒。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两岸问题搁置至今，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
那是中国官方历史上少有地在公开场合与朝鲜进行论战，并承认朝鲜战争是由朝鲜发动，而非相反。中方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往往隐去金日成发动战争的部分，而是强调中方是在联合国军迫近中朝边境后，才出兵参战。尽管在过去几个月里，两国领导人又重新开始歌颂“中朝传统友谊”，但长久以来双方对这场战争，以及对两国关系在根本认知上的差异却已经暴露无疑。
去年6月，在刘家驹去世前不久，围绕朝鲜和抗美援朝的问题，纽约时报中文网对刘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刘的口述，内容经过编辑与删减。
问：今天回过头来，你怎么看朝鲜战争？
答：我要告诉你我现在的状态很不好，半条命。但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国际问题，和我本身的亲身经历，我应该要面对你们，应该要说，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你们谴责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非常赞赏。过去在国外把朝鲜形容成一个流氓国家，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因为这包含了2300万朝鲜人民。这些人民很纯厚，他们不懂得搞政治上的诡计，整个的所谓流氓，是金家祖孙三代的作为。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我们在为金日成火中取栗，结果遭到了很大的失败。我们出动了一共195万人，结果伤亡98万多人，其中阵亡36万。这跟我们国家公布的数字不一样，我们公布的死亡人数才18万多，少了一半。关于阵亡的确切数字，这是我战后从洪学智的传记写作组那里得到的信息，他是志愿军的总后勤部长，一个很公正的人，当然这些数字最后没有出现在他的那本传记里。
另外我们在宣传上也夸大了美国人的伤亡。我们说美军伤亡有39万多人，这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华盛顿前面有一个石碑，8000多人的数字，每个人都有姓名（纪念碑上的8177人是尸体未寻获的美军士兵姓名，包含在其36516名阵亡士兵之中——编注）。我们就不敢搞这种靖国神社的东西，不敢跟全国人民公布我们伤亡98万多人。
苏联解体之后档案向世界公开了，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相互的电报，只要你调出来一看，他们怎么出兵、用兵，支持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的都很清楚。这个大背景全世界都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朝鲜人不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发动的。我更气愤的是，朝鲜50年代后就开始反我们，在国内清除亲华的延安派，清除莫斯科派。在这政权的博弈中间屠杀了一批人。
朝鲜昨天到今天一直在骂我们。他们现在竟然把这个矛头指向我们，重新编造历史，说美国人本来是来打中国人的，借用了朝鲜的土地，把他们的坛坛罐罐打烂了，让他们蒙受了几百万人的损失，所以中国人应该报恩，不应该和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不让他们搞氢弹、导弹。我说本来这场战争道义上你朝鲜就是失义的，我们支持了你，你至少不能够忘恩负义吧？
关于志愿军墓地的问题我也要说。我的邻居是总政联络部的，大概十年前，他就被派到朝鲜调查志愿军埋葬的状况，去了两三次，就是现在看到朝鲜他们搞了20个大堆（墓地），但里面究竟有没有我们的人、有多少也不清楚。
同样人家韩国，人家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啊，看看他们给我们归还的志愿军烈士遗骸，人家做的那个遗骸的木箱子多么的庄重。我们一看到啊，脸上无光啊！羞愧！我们打过去侵略了人家，人家从道义回过头来尊重我们。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这就是我的结论。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
问：能不能谈谈你了解到的这场战争的一个大致过程？
答：60多年前，朝鲜和韩国不断地发生边境上的摩擦，摩擦大量是金日成挑起的。1950年6月，金日成发动了一场大举进攻把韩国的军队赶到釜山，9月，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出动了。中国派出了2个师保卫朝鲜，但是顶不住对方十几万人，节节败退，退到鸭绿江边。金日成搞了个流亡的班子，跑到我们丹东。接着我们出动了4个军，发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役，打到三七线附近。
这场战争我们在军理、战理上是不足的，离现代化差距很远。美国人手里有很多“二战”后还没使用的新式武器，都投入到朝鲜来了。而我们是刚从国民党的手中接过了的一般的武器。面对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我们的差距是相当大。美国一个师就拥有将近140门的火炮。我们的一个师，就只有一个山炮营，都是口径很小的山炮，差距可想而知。
另外，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占有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导致我们往前运输非常困难。我们部队只背了七八天的粮食，打一场战役没有了，只能跟着挨饿。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战役里敌人不知道我们的现状所以他们节节败退。但他们清醒过来之后，就是我们节节败退了。
紧接着毛泽东坚持要打第四次战役。我们粮食供应不上，战士穿的还是夏天的衣服。第四次战役一开始我们处在劣势，战士冻死、饿死两万多人。又由于我们弱点的暴露，联合国军大胆还击，又把战线打回了三八线以北。这时候我们从国内又组织了10个军的部队，进行第五次战役，结果这又是一场惨败。第五次战役里我们一个师7000多人被俘，这是在国内战争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接着我们就在三八线附近打防御，防御了一年，然后打上甘岭战役。这是一场再较量，打了43天。打到最后谈判还是互不让步，但当时我们国内的经济已经非常薄弱，几乎财政收入的50%都投入到战场，我们也没有决心再打了。打了我们不会得到胜利，就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即俘虏遣返6000多人。在战场上我们又打了一个夏季战役，夺回来一些土地，就以此分界，这就是今天的朝韩分界线。
问：你在《我经历的朝鲜战争》一文中对战争的残酷有很多细节的刻画，能不能和我们再分享一些你在战争前后个人的遭遇？
答：我是文化教员，不会用枪，进入战争没有别的话给我干，就分给我带了个担架班。我的任务是掩埋进入医院的死者，埋死人。抬进来，死了就归我管，外面死的不归我管。这是一个野战医院，随部队流动，部队在前面作战，医院就跟在它的后面，下来一个人包扎一个，抢救一个，往后面送一个。死人就就地埋了。
我跟你讲最残酷的五次战役。我们投入战场之后一直把美国人赶到了汉城边上，美国人很聪明，不跟我们较量。他用四个车轱辘跑，我们用两条腿追。（追不上）我们只能被迫撤退，撤退回来到中线打第二阶段。这时候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拿下加里山，切断洪杨公路，歼灭美二师。我们就在一天一夜之间，真的拿下了加里山，但部队伤亡真的太惨重了。
加里山是朝鲜中部很突出的一个高山，在三八线南边一点，敌人在这个地方已有准备，布置了障碍，铺设了地雷。我们是强行进攻，几乎是踏着地雷在前进，天上飞机在轮番轰炸，十几个炮兵群支撑了一道一道的弹幕阻止我们前进。
到了加里山的脚下我们换了一个团来攻坚，这个团几乎用了整个团的生命，3000多人，把我们摆上了山头。攻山的那个晚上我是做入院登记，我们就守在野战医院的门口，搞了个灯，一有人送进来，姓氏名谁哪个单位，快得很。一晚上我们三个人，大概不到10个小时，记下来1500多人。
我们还没有占领山头的时候医院就要转移了，紧跟先头团。这个团是沿着一个冲积沟上山的，沿途那个伤亡惨重啊，现在心里想起来都难受。我们有个小电筒，照了一下，看到（尸体）人叠人，人挨人，一堆一堆的。夜间因为看不见，敌人就拿机枪和炮火各种封锁。我们就是用生命拱上去的。后来我们院的领导还要我们做个工作，说既然你们没法掩埋，就薅一把草，把那些战士的遗体盖个脸。因为白天部队上来，看到这个惨象会丧失斗志的。
我们就是这样子，踏着自己战士的尸体爬上了山。到了山顶我到现场一看，敌人只有一个营在坚守，只留下了两具尸体。你就可想而知这场战争的伤亡比例了。他们以极小的伤亡造成了我们一个师几千人的伤亡，阻止了我们的前进。后来我在韩国的军事材料中间发现，敌人在这里做了多少准备啊，路障、挂雷搞了十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攻上去了。
这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信息判断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判断山上是伪七师，后面打上去了知道是美二师，根本不知道敌情。我们的指挥是混乱的。彭德怀当时下的命令，要我们到中线附近作战，吃掉敌人六到七个师，你看看他嘴巴多大！我们根本不知道部队在哪里。
我们执行命令非常坚决，一天一夜不折不扣的拿下了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殊不知配合我们伏击的27军没有到位，我们把敌人拦住了，拦下了几十辆坦克，200多辆卡车。可是敌人跳车就跑了。
切断洪杨公路之后，战斗刚停，我到战场去看了一下，我们打死敌人500多人，俘虏了一个连。这是我们全部的战果。后面我们的《人民日报》吹，说我们俘虏了5000多人，夸大了10倍。
就在这个时候，又一场惨剧搞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的一个后备团，因为从加里山插到洪杨公路，又是一个冲积沟，我们这个团隐蔽在这个冲积沟里面备战。美国人发现了他们，结果16个炮兵营打我们一个团。炮轰了三个小时。
结果我们去抢救啊，伤亡2000多人！完整的尸体我们把他摆到沟中间来让担架运走。但胳膊、腿、碎骨，我们去捡了，就拿纱布包上，一卷一卷地塞到石头缝里，就算是把他们安葬了。但我们心痛啊！我们的人牺牲在异国他乡就是那么一个下场，尸首不全，我们收拾了整整两天两夜。为什么我说残酷，那个人啊，大白天奇形怪状地死在你的面前，这里一个腿，那里半个胳膊，那里半个脑袋，我们都一个一个把它包起来，你说这个工程，这是人啊！不是牲口啊！
问：战后你的思想是怎样发生转变的？你还回过朝鲜吗？
答：朝鲜战争结束，我到志愿军当时还在朝鲜的总部的展览馆，去参观。他们专门从上甘岭537.7的高地上切了一块土地，厚30公分一平方米，拿去做展览。结果发现这一平方米上面有2300多块弹片，里面大多都是人的碎骨和树的枝叉。你就可想而知，当时这块土地上一平米要落下两个炮弹，人还能生存多久。
我战后没有回过朝鲜，不是不想回去，是没条件回去。回部队就整个搞部队建设，现役军人也不让你去。我当然想回去看一看了，那是我战斗过的地方。但是没有机会。
当时我还对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怨恨，当时什么都不知道。那是若干年后，我进入军史之后，我各方面调看材料才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况。但打仗的时候没有那个感觉。当时我就是当兵，抗美援朝，很英雄那种劲儿，我有国际主义精神。但苏联的材料一公布，我们大失所望，悔恨，为什么要参与这场战争？我们受了欺骗！
问：你有和其他老兵交谈过这些情况吗？他们怎么看？
答：我这个院里面就有很多老兵，这些人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化下面他们不讲真理。只要说打老美，他们就说正确。他们把朝鲜当成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前几年，我们院里面举办过“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纪念会，我在纪念会上发表了一通谴责金家父子的言论。结果有好多人围攻我，说我反动。现在好了，他们现在对朝鲜的这种表现终于有了认识，对朝鲜的态度有了转变。他们现在每天都在外面议论，现在我们国家的舆论也开始左右他们了，你看看前不久朝鲜发表的讲话骂中国的，这是多强烈的反应啊。
当然关于原子弹大家意见还是不一样，他们很多还是觉得大国能有原子弹，为什么小国不能有？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们不懂国际条约，现在他们讨厌朝鲜不是因为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在根本道义上就是流氓行为，尤其是这些领导人的行为，攻击中国，颠倒历史。
问：你觉得你对朝鲜这样的情感在老兵里面是少数吗？
答：这个情感还在发酵，往外扩散，现在对朝鲜的这种看法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包括社会上的人。
问：中朝虽然互相成为盟友，但双方的军队联系并不像西方的军事联盟那么紧密，你们当时两个军队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答：我故事说不完。我们一入朝，朝鲜人民军就不让我们两支军队经常聚集在一块。我们这支军队的民主程度很高。经常开民主生活会，给领导提批评：打仗不行，多吃多占，表现不好。但他们不一样。我就见过几次，他们一个班长带着一个兵去老百姓家收稻草，他们那个班长就在旁边不干活，游手好闲。在我们这里别说一个班长， 就是营长、团长照样要干活。有一天，我行军打前站带着一个班走在前面，一个朝鲜军官也走在一块。我们吃的很随便，自己弄自己吃。但他发现一个老百姓屋后面有一盆蒜，绿油油的，那个军官毫不客气端过来就给人家吃光了。他们和老百姓关系就这样。老百姓在旁边看着心疼啊。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反映了他们的军民关系。所以他们就不想让他们的部队和我们接触，怕受影响。
我们当时也就看不惯他们的军官。他们的军官，穿着靴子、呢子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的，一遇到讲话，喔唷，就和朝鲜现在的广播员一样，咕噜噜那种训斥，很讨厌，没有亲切感。
第二个故事就是，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我们去了两个师，113师、114师。这两只军队都是东北成长的，在延边成长，跟着林彪，本来朝鲜人就多，后面我又换了一批朝鲜人进去，最后就把他们留给了朝鲜。现在是朝鲜的五军团、六军团。60年代之后他们在这里面凡是干部中间亲华的就一律排斥，你看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吧。
问：当时怎么想到写《我经历的朝鲜战争》这篇文章？
答：我知道很多人认识我就是通过这个文章。我是在网上发表的。我当时写这个是从我们军史的角度考虑的，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占主导，军队的军史党史只准讲六个字：光荣、伟大、正确。凡是负面的东西一律不能见诸报刊。所以我觉得我写这个有意义。
发了之后我收到很多电话，支持的人也很多，也有骂娘的，不过那是少数。很多战友也联系我，他们并不反对我的事实，只反对我离开了党的基本的东西，他们说：“老刘啊，你不要干这种事了，共产党待我们不薄，有吃有喝，你干嘛呀要反党乱军？”
但是我89年退休走出了军队之后，进入了《炎黄春秋》。《炎黄春秋》这一帮老人之前是跟着毛泽东的，但他们最先站出来反对毛的路线，有理有节。他们敬告我：“讲真话。”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