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些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光绪皇帝结盟，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强行改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体系。但反对者迅速发起反击废黜光绪，他的幕僚纷纷亡命天涯。
然而，其中一人留了下来。他就是谭嗣同，一名来自帝国偏远角落的年轻学者。谭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着死亡，但他希望他的死能促使同胞的觉醒。
他是怀着一种抱负做出这个决定的。谭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他发表了一本谴责绝对主义的书。他创办过学校、报纸，就改革的必要性向其他政治人物提供过建议。他完全有理由挽救自己的生命，以便为未来的斗争做出贡献。但这些理由也让谭嗣同意识到，他留下来抗争是多么有价值：骄傲地面对死亡，牺牲于抗拒改革的人之手，可能会有意义，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因此当他的朋友们乘船前往日本或者逃去各省，谭嗣同却在北京的一家小旅店住下，等待帝国的军队来逮捕他。他们很快到达，并迅速带谭嗣同上演了一出不可避免的审判表演。打断表演的是来自朝廷的命令：立即处决谭嗣同。
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斩首前，谭嗣同轻声说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多元国家所作的努力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从一年前刘晓波因癌症去世，我经常想起谭嗣同的命运。癌症和刽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他们的死跨越120年，在两人之间产生了共鸣。和谭嗣同一样，刘晓波为一项最终似乎以无望收场的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对刘晓波而言，这项事业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证明了谭嗣同无罪；我在想，历史能不能也给刘晓波这样一个交代。
1989年的抗议爆发时，刘晓波人在国外但选择回国。在天安门抗议遭到血腥镇压，他锒铛入狱之后，他本来有机会离开中国，却再次选择留下。在受到第二次更严厉的监禁后，他依然决定留下，继续抗争。他冒的风险不是军队的立刻到来，而是今天所有挑战国家权力的人所面临的不可避免、威胁生命的牢狱之灾。这不是一个求死的决定，而是对这种命运的甘愿承受。
随着他的立场的渐趋温和，他受到的惩罚却越来越严厉，这是他的悲剧之处。刘晓波早年是毛时代的典型产物：容易受到极端、浪漫主义的立场吸引——醉心于华丽姿态和极其粗鲁言论。某种程度上，刘晓波和谭嗣同一样，希望震醒中国。
但刘晓波严格的自我反思改变了他的观点和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拒绝抗议或直接的行动，而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行为推动社会变革。他说中国应该反思“我们这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努力把民主价值观带到我们自己的个人关系中（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的关系）”。
刘晓波温和的主张汇集成了《零八宪章》，他参与起草了这部政治改革请愿书。2009年，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他受到的惩罚不同于谭嗣同的死刑，但这标志着刘晓波个人自由的终结。当时，刘晓波54岁，可以预见他将在65岁被释放，能再活一二十年。但即便他在2020年活着从监狱获释，也将受到永久性的软禁，被剥夺公共生活——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访客——与他的妻子、诗人刘霞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方式一样。但中国的监狱条件恶劣，而刘晓波没机会得到软禁。
在刘晓波死后，报纸预测他将被人遗忘，声称只有在“个人奋斗和坚持……顺应了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诞生。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的长期趋势。在其统治早期，为了令统治正当化，中国独裁领导人诉诸神秘主义：是历史的力量选择了共产党。后来，1970年代末，持续30年的政治动荡和饥荒结束了，共产党又把自己扮演成缔造发展的独裁者角色：它带来了发展，所以它统治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