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吴华扬，一个华裔美国公民，美国百人会会长。我今天的演讲将分成三部分：分别有关华裔在美国的发展史，百人会，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我想先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
华裔在美国：永远的“外国人”
1968年，我跟随父母到底特律生活，那时我刚1岁。我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和我母亲一样来自台湾。他拿着奖学金到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福特公司工作。底特律不像旧金山、纽约这些华人较多的城市，我们家是我们居住的那个社区中唯一的亚裔面孔。作为一个孩子，我渴望完全融入美国人群，不希望与众不同。而1970年代的美国，多元文化、多元主义这类概念还没出现，人们觉得，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就是应该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被同化的。如果你与众不同，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嘲讽、恶意的玩笑，还有孩子之间颇为残酷的捉弄。你会被起外号，会被唤作“chink”“jap”或者“gook”。人们会问你，吃不吃狗肉？或者，你这么小的眼睛怎么看得见东西？你的父母会被称作“共党”。在美国的所有少数族裔儿童中，华裔儿童受到的欺负是最多的。
吴华扬：美国华裔是否面临又一个“陈果仁时刻”？
我今天要有些羞愧地承认，我长大过程中，曾对有一双华裔父母而感到尴尬。所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多少都会对自己的父母感到尴尬，但移民子女的尴尬感更强烈，因为我们急于融入同龄人，急于摆脱父母亲希望我们能够传承下去的少数族裔的身份，因为这些身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不公平的、让我们难堪的遭遇。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周末去华人学校学习中文。今天当我来到中国，我终于明白我母亲是正确的，那时我多该把中文学好。但孩提时代的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只想待在电视前看卡通片，过得和身边的同龄人一样，不想要更多功课，或者做那个孝顺的孩子。一切华裔父母希望他们孩子做的，他们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抵制。尽管我妈妈每晚会给全家人做五道菜的丰盛晚餐，每餐必有一条清蒸鱼，我哥哥和我还是会嗤之以鼻，要求吃炖牛肉、披萨和热狗。
但那时我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美国朋友的父母，不会成为我的父母的朋友。我们终究和别人不一样。在1970年代的底特律，与众不同是不受欢迎的，不仅有公开的歧视，暗地里同样如此。不管华人多么勤奋、多么努力地改善他们的英语发音，只要他们去银行申请贷款来买房，或者像我父亲那样打算创业时，他们就会立刻遭遇歧视。我父母将一切归咎于他们的口音。他们觉得，因为我和我哥哥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就一定会被美国社会所接纳。他们是如此地笃信“美国梦”。
直到1982年，一起华人遇害事件彻底惊醒了我。正是在它的刺激下，我开始写作，开始为少数族裔的权利鼓与呼，最后成为了一名律师兼教授。这起案件，在美国的亚裔人群中很出名，在这个人群之外知道的人很少，对大洋彼岸的中国人则几乎完全陌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Vincent Chin（陈果仁）。我并不认识他或他的家庭，但他家也在底特律，离我家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他属于比我家更早一批的华裔移民，这批移民更多在城市里安家，多以开餐馆、洗衣房来谋生。陈果仁并不是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也就是说，他不是我父母会拿我与之比较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他因为开车太快、爱喝酒，大学期间就辍学了。如果他是个白人，那在别人眼中会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伙子。1982年，时年27岁的陈果仁正准备结婚，迎娶一位同样是美籍华裔的姑娘。6月19日，一个初夏的夜晚，他招呼朋友们去参加他婚礼前的单身派对。在那里，他们遇见了两位白人——一位父亲和他的继子，他们都为美国车厂工作。在一场争吵引发的打斗中，陈果仁被这两位白人活活打死。
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讲一讲这起事件发生的背景。底特律之所以被称作“汽车之城”，是因为它汇集了当时美国所有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包括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它们象征着美国的伟大。时间点也很重要。当时美国正经历一场经济衰退，比2008年的危机更糟，因为那场危机不是全球性的，而是仅仅局限于美国。当时美日关系十分紧张，原因今天听上去很耳熟——因为贸易。那时的日本经济正处于蓬勃上升期——虽然现在我们知道当时的日本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泡沫，以至于后来有“失去的20年”——但在那时，美国人非常害怕日本。他们害怕日本公司将占领美国经济，以至于全体美国人都终将为日本人服务。当时日本公司在美国疯狂收购——这点听上去也很耳熟——收购美国企业、房地产、球队，等等。美国国内的仇日情绪高涨，政客们叫嚣着要和日本打贸易战，还有人说日本在对美进行“经济上的珍珠港袭击”。那时底特律的汽车产业受到日本进口车的严重冲击。美国车厂的工人们对日本十分仇视，而仇视的对象很快涵盖了华裔、甚至一切亚裔，因为在他们眼中，“你们长得都一样”。在1970年代的美国，如果你长着一张亚洲脸，那么底特律绝对是你最不想去的地方。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故事。就在陈果仁的单身派对上，那两位白人看到了他，开始冲着他叫喊一连串充满种族歧视的脏话，如“chink”、“jap”。陈果仁告诉他们，自己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但无济于事。根据目击者的报道，其中一个白人冲他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我们才会丢饭碗！”在双方打斗中，那两个白人从车后备箱中取出一根棒球棒，活活打碎了陈果仁的头骨。他鲜血和脑浆迸了一地，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粤语：“不公平。”在医院里抢救四天之后，陈果仁不治身亡。
他的死震动了美国的亚裔群体。然而真正让这个人群热血沸腾，打破沉默走上街头，或向媒体疾书表达抗议的，是美国法庭对那两位白人的审判结果。尽管这两人从一开始就承认是他们杀害了陈果仁，但他们始终坚称那只是一场酒吧打斗，否认是基于种族歧视的仇恨犯罪。最终他们被判缓刑三年，每人罚款3000美元，一天监狱也没进。
这起案件，让很多亚裔美国人悲哀地意识到，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工作，再怎么尽力融入美国社会，自己还是无法被美国人接受，是一群“永远的外国人”。
我以这个故事开头，是想告诉大家，我是怎么会对少数族裔问题产生兴趣的。我将再花一些时间简单梳理一下华裔在美国的发展历史。这些知识并不是学校教给我的。美国教科书中提到一句贯穿全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它部分是由华人修建的，但除此之外对华裔为美国所做的贡献鲜有涉及。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研究美国华裔的历史，现在作为一名教授，我在美国的大学向学生们教授这段历史。就在这几天，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做出裁决，支持特朗普总统针对穆斯林的旅游禁令，而他们依据的最重要的历史判例，就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处理方式。所以，在美国司法历史上，亚裔族群十分重要，围绕他们形成了多项至今还有影响力的司法判例。
华人移民美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在1861年至1865的美国独立战争中，南北两方都有来自中国的士兵。许多华裔自愿代表他们的国家进行战斗——即使他们没有被完全接受，他们已经把美国当作自己的国家。
接下来的一波，是来美国修建铁路的中国劳工。明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不仅是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也是第一条贯穿全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这条铁路当时从中西两头同时向美国腹地修建，爱尔兰人从东向西，中国劳工则从向东。当时有将近1.3万名华人劳工参与了这项工程，在崇山峻岭中爆破出一条路来。在英语中有一个带有种族侮辱意味的俗语，叫做“Chinaman’s chance（中国佬的机会）”意思就是，完全没有赢的机会。这句话就来自那个年代，因为那时中国劳工在没有其他人能忍受的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比如他们有时要靠绳索将自己吊在悬崖上，点燃携带的炸药，把岩石一点点炸开。尽管这条铁路的整个西段都是中国劳工修建的，但在1869年铁路建成后的庆典照片上，却找不到一个中国人。
华人移民美国有以下几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铁路工人。如今许多加州华人已是他们的第六代甚至是第七代子嗣。他们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说粤语或者相近的方言。他们在旧金山、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开创了唐人街，这些唐人街社区至今还生机勃勃。这次移民浪潮因为1882年美国在强烈的仇华气氛中通过《排华法案》而终止。根据这个法案，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美国不允许华人劳工入境。
但1906年旧金山发生的一场地震和随之发生的大火，烧毁了许多档案记录，对华人来说却成了一个福音。因为法律规定，在1906年前来过美国、或者祖辈在1906年时已在美国的华人，仍被允许入境。于是就出现了许多“paper sons（纸儿子）”。他们谎称是某某的孩子，虚构一个家庭故事，改掉自己的姓名，用这样的办法成功进入美国。
第二波华裔移民出现在“二战”之后，时间跨度40年，差不多两代人。他们主要来自台湾、香港和菲律宾，几乎没有人来自中国大陆。1965年美国正式废除了移民配额制，掀起一轮亚洲移民潮，此后数十万华人来到美国，几乎全部来自台湾和香港，大多数是拿奖学金的学生，比如我的父母。他们学成后留在了美国，扎下新的根，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到20世纪80年代，又一波华人移民涌向美国，这一次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很多是中国最好的大学里读书的优秀学生，靠奖学金来到美国深造，或者是最优秀的学者，被邀请到美国访学和教书。与此同时，还有另一种华裔移民，那些偷渡来的、没有合法证件，没有精湛技能的劳动者，他们更多只能在纽约法拉盛这样的地方，靠劳动谋生。
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华人，在美国形成了不同的群体和社区。现在如果你来到美国，你不仅能在大城市中的唐人街看到很多华人，还能在像加州蒙市这样的城市近郊见到很多“新华人”。距离洛杉矶市中心8英里左右的蒙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一个居民主要是白人的城市，转变为亚裔（主要是华裔）为主的城市。我们百人会成员陈李婉若就曾成功竞选蒙市市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市长。
百人会：简单介绍百人会的创办过程和它在中美关系中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华裔在美国最早的组织是在旧金山建立的，他们把这个组织叫做“Native Sons of Golden State”（美洲同源总会的前身），旨在鼓励美国亚裔对抗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然而它更像一个社群组织，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纽约的一场晚宴上，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鼓励贝聿铭将优秀华人组织起来，代表华人社会发出声音。
终于，在1989年，贝聿铭，马友友，邓兆祥，唐蹓千，杨雪兰及吴健雄博士在纽约正式成立了名为百人会的非营利性组织，旨在形成属于华人自己的群体，向美国主流社会发出属于华人自己的声音。百人会自创始以来，始终致力于两大使命：即推动华裔群体全面融入美国社会，促进美国与大中华地区建设性发展。作为由优秀华人精英组成的非政治性组织，会员凭借个人成就受邀请入会，现如今，百人会已有150多位成员，遍布商界，政界，学术界，艺术和体育领域，其中包括雅虎公司创始人，首位美籍华人宇航员，美国驻中国大使，世界体育冠军等。
实际上，中美关系间的摩擦大多来自于“误解”。由于中美间的文化差异，言语，行事风格、身体动作、甚至眼神都可能造成理解误差，因此中美双方间的交流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16年，百人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慈善活动，我们邀请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作为嘉宾出席。这场活动汇聚了美国的许多顶尖华裔精英，以及多位同样顶尖的中国国内精英。我们在活动中倡导慈善公益精神，并阐释为何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容而非矛盾的。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媒体的报道都十分正面。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前，全球最富有、也最慷慨于慈善事业的两位人士——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也曾在中国举办过过一场类似活动。他们请来许多中国成功人士，希望后者加入他们，一起做慈善。但正如《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报道中所说，这两位富豪并没有在中国获得期待中的礼遇，原因在于中国精英们认为他们“居高临下”，以一副规则制定者的姿态传授经验。事实上，他们所传达的理念和百人会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他们讲的是英语，而我们讲的是普通话和粤语，就算有时我们也讲英语，但我们这些“信使”本身也不同于那两位，我们是以平等的姿态和中国精英们对话的。
因此，百人会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信使，我们从中美两方角度同时出发，充分理解两方观点，并以合适的语言进行传达，更好地避免误解和矛盾升级。同时，百人会通过对美国民众展开有关对华评价的社会调查，设立领导力奖学金计划，在国会山做介绍与游说，与CCG这样的中国智库共同举办论坛等等，帮助两国互相了解，促进中美人文交流。
中美贸易战：实为症状，而非症结
接下来，谈谈我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我认为现在中美关系的紧张，不仅仅是贸易上的紧张，更多的是文化上的冲突和焦虑；导火索甚至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内政，包括几个月后的中期选举。
有两个大趋势，正在深刻影响当今中美关系。第一个是中国堪称奇迹的崛起速度。我最近几年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都会被中国的发展速度惊讶到。无论以什么样的衡量标准，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一样，在拥有这样规模的疆土和人口的同时，发展得如此迅猛和持续，使如此多的人口摆脱了贫困。即使在美国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也无法与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媲美。中国经济是个奇迹，但对于美国来说，则成了一种威胁。美国长期占据世界主宰的位置，美国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第三世界里仍与贫困作斗争的落后国家。如今面对这个强大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他们无所适从。中国不仅开始展示雄厚的硬实力，在软实力方面，包括在非洲、在南中国海、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的影响力都在迅速上升。这都在刺激着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
我这几年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课，用英语向中国学生讲授美国的司法制度。我住在校园里，亲眼看见我的中国学生有多用功。他们每天都学习到深夜，周末也不间断。我想象不出任何一个美国人，哪怕华裔美国人，能够像这些中国学生一样享受学习，把学习当成理所应当的事情。“努力工作”听起来应该是个褒义词，但是中国人的努力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被视作“不公平竞争”。美国人担心的是，亚洲人能吃苦，愿意忍受更恶劣的环境，最终把美国人都比下去。一个世纪前，一位名叫塞缪尔•冈帕斯（Samuel Gompers）的美国劳工领袖，在在一本政治小册子上写下一句当时非常著名的标语：“Meat vs Rice（肉食对大米）”。他意思是，亚洲人吃米，米比肉便宜，所以亚洲人必然会不公平地击败美国男子，因此不能让中国人进入美国。这听起来真的很荒谬，但它真实发生过。
第二个大趋势，就是当今在美国社会内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白人将不再是美国的主要族裔。这种剧变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已经引起了反弹。比如旧金山是美国华裔最多的城市，不仅出现过华裔市长，而且华裔正在形成这个城市里的人口新主流。这在白人当中激发起一种基于肤色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侵略，认为应该禁止中国学者入境。甚至有人宣称，每个中国人对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每位华人——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已经入籍的华裔美国公民——在他们眼里都可能是间谍。近几年中，FBI曾两次对美国华人发起间谍控告。坦普尔大学物理系主任郗小星，美国国家气象局公务员陈霞芬，历经苦难，终于证明自己的清白。虽然最后这两起控告都被证实为捕风捉影，然而“所有中国人都有可能是间谍”的言论不仅骇人听闻，更从侧面说明了美国政府对华人的偏见和敌意。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发布的贸易之战具有更多象征性，对中国的言辞其实更多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分化与焦虑，以及中美的文化差异。此外，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也在为获得选民支持做准备。中美贸易战只是一个症状，而不是症结，这只是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正是在这样的紧张时刻，持续的交流探讨对于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CCG和百人会将尽全力搭建双边友好关系的桥梁，尽力消除误会，防止冲突升级。在这个时刻，有摩擦也有冲突，但在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发展与机遇也将随之到来。
问答环节
问题一：美国会出现一位华裔总统吗？
吴华扬：我觉得很可能会。在骆家辉成为华盛顿州长之前，没人觉得他能成功。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跨越了种族，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支持。华盛顿州常有亚裔背景的从政者，但若只凭亚裔背景，骆家辉是无法成功的。即使在旧金山，你也不能仅凭亚裔身份当选。亚裔不超过美国总人口的6%，仅凭这个人群的支持是无法在全国胜选的。你必须超越种族。
问题二：为何种族歧视在美国仍然存在？
吴华扬：为什么会有偏见？偏见无处不在。如果你来到中国，你也会感受到偏见。说普通话的和说粤语的。还有地域偏见，上海人对外地人，等等。人总是分群的。亚裔和华裔在美国显得尤其危险，因为我们看起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是白种人，那融入美国社会容易得多。如果后来你改姓了，人们就不会知道你的祖先并不来自“五月花”号。
但如果你是亚裔，被领养了，姓“史密斯”，那么生活中你每天都会遇到别人问你，史密斯？你怎么会姓史密斯？我们相貌就不同。西方社会一直恐惧他们口中的“黄祸”，认为黄种人会接管世界。他们的担心，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差，而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强。如果你研读西方历史，就知道不仅仅在美国是这样，“黄祸”、东西方冲突，在西方是反复出现的的议题。
问题三：美国华人是否面对又一个“陈果仁(Vincent Chin)时刻”？
吴华扬：我希望不是。我们在消除种族歧视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尽管现在是美国国内社会最紧张，最令人担心的时刻，人群被严重割裂。这不只是我的意见。看看最近的任何一种社会调查，总统的支持者，他的反对者，在信仰、地区等等上都严重对立。
我们在减少种族歧视上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我觉得我们不会再度面对那样一个时刻。但这也很难说。这正是“陈果仁时刻”的可怕之处。打死他的人不是3K党成员，不会身穿白袍，公开叫嚣种族歧视。他们只是普通人。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可能就是普通人，在酒吧里就坐在你身旁，但他们对中国心怀怨恨，一旦喝多了，受到什么刺激，你就会成为目标。
问题四：中美目前的争端，不是因为彼此缺乏了解，而是因为彼此过于了解？
吴华扬：我觉得有这种可能。但我认为彼此在交流中仍然存在误解，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些翻译之后。我的中文好到可以看懂一些翻译，可以举些例子。在中国人的口中，可以很自然说出“共产党”、“统一战线”、“宣传”这类词汇。但不论何时，如果你在美国说出这些词，“共产党”、“统一战线”、“宣传”，在一定比例的美国人中，我不知道，也许是10%，20%，25%的美国人马上会感到警觉。这好像一种“膝跳反应”，会引发一种瞬间的、反射性的敌意。“只要是共产党，就都是坏的”。但如果这就是你的观点，你是根本不可能与中国打交道的，你不可能在中国居住和做生意。如果你的意识形态是，永远不和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打交道，如果你这么说，那从一开始你就排除了任何与中国接触的可能。
问题五：去年你的一封涉及新华裔移民的公开信引发争议。回头看你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吴华扬：我想借此机会明确声明，我欢迎和尊重所有华人新移民。我在信中批评的不是新移民，而是那些对新移民过于苛责和排斥新移民的部分老移民。我刚才在演讲中谈到翻译引起的误解，不得不说，即便是我自己，也碰到了翻译引发的误解。这更说明尽力沟通，消除误解的重要。
问题六：华人如何融入美国社会？
吴华扬：我的答案是这样，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中国学生、年轻华裔等等都会这么问我。我总会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都和谁一起吃午饭？知道他们的答案吗？他们总是和同样来自清华、北大的朋友，或者自己高科技公司里的同事一起。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一个“朋友圈”已经够大了。他们不和白人、黑人、拉丁裔，甚至印度人一起吃饭。所以我坦白讲，如果你只和中国人一起吃饭，你不可能执掌一家财富五百强公司，你也不够格。你必须要学会和不同人打交道，学会和不同背景的人共事，不仅仅在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
美国百人会会长 吴华扬
应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之邀，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会长、加州大学黑斯廷法学院特聘教授吴华扬(Frank Wu)在北京发表演讲。他从自己的成长故事说起，梳理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发展史，贸易战阴影下这个群体面临的新挑战，以及百人会的缘起和它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